《解构德隆》序三：德隆背影及其思考

　　赵 晓

　　在中国财经界，不知道德隆的人几乎没有。德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德隆的做法亦正亦邪，德隆和信息亦真亦假。有人喜欢德隆，至今为它喝彩；有人憎恨德隆，至今痛骂不休。

　　无论你喜不喜欢德隆，无论你是否以前关注过德隆，无论你对德隆知道多少，只要你有兴趣去认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优点与不足，有兴趣关心这个国家在未来还会发生些什么，那么你不可不读《解构德隆》这本小书。

　　这本书出自冷峻的学者之笔，出自对德隆的真正知情者。其历史记录性价值和管理反思价值远远超出市面上一般描写德隆的出版物。

　　一口气读完了《解构德隆》后，我眼前飘浮的是一个从新疆走出的畸形的金融帝国以及它渐去渐远的背影。无论德隆往事是否终如云烟，无论唐万新及其兄弟们的企业家生命是否已经划上句号，我们都需要思考德隆。思考德隆就是思考中国，思考唐万新就是思考我们自身，因为德隆的命运就是我们的警钟。在德隆及其灵魂人物唐万新的身上，实在是浓缩了太多的转型时期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企业家的元素和符号乃至宿命。

　　或许，我们首先可以从德隆一度地快速扩张中，真切地感觉到中国崛起的巨大无比的脚步声。一个没有系统地上过大学的少年，一个西部新疆地区的毛头小伙，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白手起家将企业做到中国民营企业最大，最多时一度控制资产达1200亿，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理性、真实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国的市场变革和全球化使得中国第一次真正地告别了过去，走上了一条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唐万新等潜伏在民间的“大泽龙蛇”和“乾坤少年”们也就有了历史所赋予的最好的发展机会。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唐家兄弟之于德隆，刘家兄弟之于希望集团，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们，无不是中国市场化和全球化所造就的时代英雄。德隆和唐万新虽然失败了，但只要中国的进步不终止，一个德隆倒下去，必定还会有更多的“德隆”兴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而且，中国大陆的优秀企业家最终将超越李嘉诚和王永庆等，成为华人企业家中最杰出的代表。

　　好日子已经来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但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快速前行的列车将不断把江湖前辈淘汰在沙滩上。汤因比说，所有文明的消亡都是自杀而非他杀。对于倒在沙滩上的企业家们来说，最主要的不是外因，而是他们身上的草莽色彩和先天不足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经济学家们一直用“行为短期化”、“冒险最大化”等概念来分析一代中国企业家们。书中记载，唐万新最喜欢的是在老家新疆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上狩猎：驾驶丰田牌越野车，大灯照着前方6—7米处，眼睛盯著远处的猎物，车越开越快，却看不清眼前的路，下面随时就是危险的堑沟。这真是中国一代“草莽企业家”的经典写照！

　　书中还提到，德隆的架子已经很大，产业也很有规模了，但一直到1998年国际咨询机构进入德隆起，德隆居然“连一张准确的财务报表都收不上来”，是典型的“有想法而没有章法的企业”。全国成长规模最快的民营企业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奇怪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样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多得去了！经常听到说民营企业有两本帐，乃至三本四本帐。这样的企业其实是好的，多做几本帐无非是为了逃避管制。糟糕的是许多民营企业连一本帐也没有，看起来民营企业家们就象当年山东的军阀张宗昌一样，没有人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有多少兵……

　　就企业家个人而言，唐万新毫无疑问是一个色彩饱满、个性强烈、具有经商和金融天才，但又是一个有着太多局限的创业者和管理者。德隆在新疆崛起，是因为唐万新使德隆抓住了一系列机会 ，来势汹汹，凶猛无匹。而德隆的失败同样是因为唐万新决策失误，去也匆匆，毁灭无痕。

　　德隆危机最早来自于金新信托的被挤兑。之前德隆系企业经营规范、运转良好，之后就开始扭曲和不正常了。按照当时的实际状况，德隆系企业——屯河投资、重庆实业持有的金新信托股权不足29%，金新信托挤兑风波蔓延或倒闭，对德隆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除唐万新之外，德隆国际董事会其余7人均决定金新信托破产。但是唐万新坚持已见，称破产对不起“江东父老”，因为通过金新信托委托理财受损的客户主要是新疆企业，力主扩大收购金融企业，扩大委托理财规模，增加金融产品品种以挽救金新信托。

　　是唐万新过于浪漫的商业理性使德隆走上败途吗？是唐万新的“豪侠仗义”害了唐万新自己吗？应该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步的认识是肤浅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没有制约。即使在民营企业中，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决策者的极端性失误。当毛泽东的权力不再有制约时，他的浪漫主义才暴露出最大的危害。当唐万新的总裁权力变成了独裁权力时，他的浪漫主义也才有足够的威力可以葬送德隆。

　　管理学中有一个“总裁寿命周期”的假说，说的是总裁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在环境变化后可能成为企业致命的毒药。从李自成到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到今天的民营企业领袖身上，我们无不悲哀地看到“总裁寿命周期”在一幕幕地上演。

　　怎么办呢？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呢”？毛泽东说，要靠民主。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要靠民主，靠严格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的民主决策。

　　但中国民营企业要做到这点殊为不易，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民营企业家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草莽色彩”，摆脱几千年中国“专制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本书作者将唐万新视为一个理想主义梦想家和搞钱者的混合体，认为唐万新的胆识、睿智和决断无可非议，但是德隆的倒下及唐万新的失败就在于太崇尚个人魅力，而忽视外部环境的变化、团队的智慧和执行力，这与韦尔奇注重组织和管理团队，创造团队能力，规避团队风险，让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形成鲜明对比。而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不这样做反而是奇怪的。如果没有华盛顿、韦尔奇们作参照，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就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农民领袖的草莽色彩，永远也无法抵制“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文化的诱惑！

　　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韦尔奇的自传，发现韦尔奇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6岁时就被称为“圣坛男童”，他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其实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以及他自身信仰的基础上的。而中国文化显然是更容易产生唐万新这样的个人英雄而不是韦尔奇式的管理天才。

　　很显然，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们没有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头脑中装备的还是中国传统式的“操作软件”而不换上新的“操作软件”，那么，从史玉柱到唐万新以至后人，中国的企业家们都将难于摆脱毛泽东式的浪漫个人英雄主义，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就很能真正地转型为现代企业职业经理人，中国企业家们的厄运也就不会自唐万新而结束。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但我们盼望着有新鲜事。当看到一个个中国企业家们犯的都是同样的错误，都死于同样的问题时，我只能感到一种痛彻心肺的悲哀。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自杀”者，同时又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杀害。

　　进一步探讨德隆的企业文化，不无值得称道的一面：例如其刚强、开放乃至明亮的一面。这是我在《德隆印象》一文中就强调的。但德隆文化显然是矛盾和复杂的。纯朴、善良、热情、勇敢、冒险、仗义、开朗、狂羁，心胸开阔而又过于好面子，外表坚强而内心脆弱。双重性格中夹杂着狂妄、懒散。新疆人的这些文化特点构成了唐万新及其德隆难于超越的文化基因。还有就是德隆始终未脱地域的狭隘性——进了北京城，进了大上海，但德隆人的心思和脚踪却不愿走出新疆，以至于“凡进入德隆核心圈的非新疆高管，均以学说新疆话为荣”，真让人啼笑皆非……

　　粗放式经营、家族式管理、胆大妄为的作风、江湖好汉式的心态注定了唐万新这一代企业家们的宿命。他们中的大多数就象是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虽然经历了最艰难的40年旷野，并且眼睛都已经看到上帝所赐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最终却无法进入那理想中的乐土。

　　这将是一代“操作系统”未改换的中国草莽企业家的共同宿命！

　　说完了唐万新和德隆自身的不足，我们的眼光还需要移至生之养之的环境。我们很快会发现从德隆身上居然可以一览无遣地看到我们的体制的恶劣性和不成熟性。

　　早年，当储时健、步鑫生等一代中国国有企业弄潮儿一个个成为囚犯的时候，人们得出结论，认为是国有企业体制有问题。但近几年来，当中国的民营企业的领导也一个个成为囚犯时，人们开始认识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比较共识的结论是，我们的大的体制有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生长环境恶劣，因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很难走远，很难做好。

　　德隆的梦想是基于一个中国梦想，即利用金融整合产业，充分发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自己则成为和GE一样的金融与实业帝国。然而，德隆与GE徒具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也就是两者都兼有金融与实业，而区别却是主要的。正如书中所分析的那样，且不说GE自身的强大、成熟所带来的整合消化能力让德隆只能望其项背，美国成熟的各类要素市场——资本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等也必定令唐万新艳羡不已。更重要的是，德隆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居然胆大包天敢涉足到被认为民营企业禁忌的金融领域。也许唐万新的“隆中对”是对的，但错的是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这种思路太超前了，太不可思议了。德隆要实现这种思路，在中国的“问题环境”中，只能以极高的利率、灰色的手段融入资金，这就逼着自己只能始终行走在危险的钢丝绳上。

　　而德隆一旦失败，我们同样可想而知的是，政府不可能象拯救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和证券公司)那样去拯救德隆。此外，中国的文化历来就是“成者英雄败者贼”，因此中国民众也不可能象“硅谷文化”那样宽容、理性地去看待和对待 “失败的英雄”。如此里应外合，德隆当然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可见德隆身上所见证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艰难和命运多舛。在中国，已有许多民营企业经历了德隆式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已有许多的民营家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对此，我们只能发出一声历史的感慨：唐万新这一代的企业家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赶上了改变命运的好时候；唐万新这一代的企业家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时代充满创业风险。

　　德隆引发人们思考的东西还有许多。譬如，德隆让我们再次看到中国资本市场的伤痛。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投机者死了，投资者也死了，做庄的死了，做蓝筹的也死了。这是资本的宿命还是体制的宿命？这里面有没有体制和政府的责任？书中记载，据2002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文章指出，“德隆系每年都是

证监会的重点监控对象，有33名

审计师轮番出击，出具了1500页的审计报告”。这似乎表明了中国证券管理层一直在默默尽忠着自己的职守。不过，这些报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监管达到效果了吗？从杨斌到周正毅，从周正毅到唐万新，从唐万新再到黄宏生等等，如果政府部门在监管过程中能够更早地采取管制措施，德隆及其他企业的问题还会积累得如此严重吗？

　　德隆还让我们思考信息时代传播的威力以及金融危机将来在中国暴发的一种可能。 “在传播领域，从2004年3月起，有史以来最大一次针对德隆的负面舆论无疑加速了德隆危机的爆发。德隆做过统计，除几张大报外，几乎所有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站、几个月内反复报导了‘德隆资金链快断了’的推测性消息，直接导致相关金融机构拼命挤兑德隆，最后，在四面楚歌中，德隆内部员工信心也开始崩溃，巨大的德隆终于在众目暌暌之下，彻底倒下了！” 经济学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证明，不仅宏观经济、道德风险可以引发金融危机，单纯的信心危机也可以导致金融危机时，我们对媒体的说三道四还敢不理不睬吗？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开放，中国的资本管制也已经解除，在某次“唱衰中国”的大合唱中，国际媒体和国际炒家有没有一种可能，就象在亚洲金融危机演示的那样，来一次集体性的对中国金融与经济的谋杀呢？

　　一切的事情居然都可以在德隆身上发生，德隆居然可以勃兴又速败，那么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德隆还没有成为往事，德隆也许终将成为往事，但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以德隆为戒，不使后人复哀前人，不让德隆成为整个中国未来的一个缩影！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蓝狮子财经丛书) 定价：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