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等深线
《等深线》记者 罗树
尽管过程多有不同，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6月21日这天清晨，王石发出了一条朋友圈，晒出了他在2003年登顶珠峰之后，在返程途中与郁亮的合影。这张合影，曾经按照王石的要求，被打印冲洗出来，寄送给所有万科一线公司的总经理。
同样是这一天，深圳地铁集团（下称深铁集团）公布了提名的新一届万科董事会候选人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没有王石的名字。
在这份总计这份董事会候选人名单中，万科管理层与深圳地铁各占三席，尽管新晋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占有的是三个董事会席位，但没有人会否认，万科，又重新回到了深圳国资的怀抱。
从单纯的历史纬度看待，这位万科的创始人带着万科划了一个圈。早年间，为谋万科发展，王石几乎凭借超人的勇气和智慧，从深圳国资的大股东的控制下“挣脱”。然而，将近20多年以后，当万科又一次面临控制权的危机之时，王石带领万科重回深圳国资的怀抱。
昔日的深特发，今时的深铁，王石带领万科的“一走一回”，也许可以是一面镜子，所映照的，是近20年来，中国国有资本的力量变迁。只是，这面镜子能够映照中国经济和商业未来么？
这不是也不该是王石该能给出的答案。
一
1997年6月18日，距离7月1日香港回归，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比邻香港的特区深圳，空气中充满着期待的味道。这天晚上，将有一班从北京飞来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而晚点。这似乎让在深圳机场等待接机的人们，有了更强的期待之情。
郁亮就在等待接机的人群中。若干年后，他将成为万科的总裁，并且大概率将在2017年董事会改选之后从王石的手中，接过万科董事会主席的权杖。但那时，郁亮还仅仅是万科的财务总监。
郁亮要接的人是任志强。若干年后，任志强会成为一名舆论领袖，会因为对房地产市场发表真知灼见而陷入各种争议甚至麻烦。但是，在1997年代，任志强只是任志强，华远地产的总经理。
任志强的公文包里，装着1000万元的支票。这也是郁亮在机场兴夜等候他南下的重要原因所在。飞机因为天气原因晚点，到达深圳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12点。在机场的接机大厅，任志强与郁亮会面。任志强在多年之后回忆时说自己当时满怀期待。
在去往酒店的路上，郁亮告诉任志强，事情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没有细说，任志强也没有意识到，那将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回到酒店，又踏踏实实地睡上了几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上午，任志强才意识到，要变天了。
二
任志强的到来，是其时王石挣脱深圳国资大股东行动的一部分。那时，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是深圳特区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特发”）。按照王石和任志强商定的结果，任志强南下深圳，是为了买走深特发所持的万科股权。
王石早期的多位创业伙伴都曾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王石对于深特发这个大股东非常不满。主要原因是深特发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对万科的发展难以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同时，又对万科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更多资金发展持反对态度。
更加微妙的是，在万科当时的董事会结构中，王石还是大股东深特发的代表。换句话说，王石是“自己和自己作战”。
90年代初，当时万科股价上涨较快，王石曾力劝深特发总经理抛售万科股票回笼资金。当时，深特发持有万科约800万股，万科当时股价的算术平均值约在25元，此举应该可以回笼两亿元资金。但是，深特发的总经理告诉王石，“企业股也是国有资产，变卖等同于国有资产流失，谁敢卖？”
王石顿时语塞，尽管深圳不甚流行姓社姓资的探讨，但听到“国有资产”四个字，他还是知道其中分量。
如今，万科被业界视为典范的公司股权分散，在当时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羡慕。因为万科的规模很小，实力不强，股权的分散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大股东不愿对公司发展给予大力的支持。那个年代，深特发作为万科的大股东，持股约9%。
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黄金十年，但是，当迈入90年代时，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企业办社会”、“船大调不了头”等问题，国营企业普遍负担沉重，经营乏力。特区深圳的情况好于全国，但深特发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一样不能“说投资就能拿出一大笔钱”。深特发，是那个时代国有企业中一类的代表。
由于持股比例过低，深特发对于增资扩股又十分抗拒，担心自己在公司的股权比例被进一步稀释。王石眼见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公司却没有资金支持发展。最终，王石动了帮深圳国资大股东找买家的心。
这时，任志强和华远出现了。
三
王石两面奔忙，这边和任志强议定转让价格、敲定交易细节等。那边又用各种手段做工作，说服深特发将持有万科的股权转让。在拒绝了王石和郁亮提出的大股东增资方案之后，深特发总经理最终认可了以1.8亿元转让万科所持万科股权的方案。
任志强和华远的出现，让王石看到了挣脱深圳国资“束缚”希望。但是，当6月19日上午，任志强前往深特发总部时，却吃了个闭门羹。他被深特发的工作人员告知，领导们正在开党委会，请任志强一行耐心等待。
任志强没有等来深特发的领导。早上10点多，任志强一行被告知，深特发经过开会研究决定，不转让持有的万科的股权。而在此之前，任志强一心觉得，要“变化”充其量是交易条件。他没想到，这个国资能够“反悔”。
无奈，任志强只得离开深特发的总部大楼。与任志强一并离开的一行人中，即有郁亮。一天之前，郁亮按照王石的安排，电话和深特发总经理确认转让事宜，电话那头十分确认地说，“明天，见支票，签合同”。
多年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任志强曾说，如果那次交易成功，我可能就是万科的董事长。但是，那次交易没有成功。
王石先于任志强知晓深特发变卦的消息，但是，对于他所面对的深圳国资而言，他除了愤怒，也没有别的办法。
四
没有成功把大股东“卖掉”，王石只能带着郁亮硬着头皮去找深特发的领导谈大股东扩股的问题。但是，让王石愤怒的是，作为深圳国资大股东，深特发也不同意扩股。
在此之前，王石曾多次向深特发提出扩股方案，在深特发表示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王石还提出了以深特发持有的土地作价实现扩股的方案，但又被深特发以公司发展战略重点不在于此拒绝。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王石才提出了希望转让大股东所持万科股权的方案，并获得了深特发的认可，这才有了任志强带着支票南下的那一幕。
多年以后，王石曾回忆起这一幕。他坦陈，当时情绪十分激动，甚至和深特发的领导直接拍了桌子，双方不欢而散。
王石其后前往市政府，向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子彬汇报情况，试图争取李子彬对自己的支持。这一段，王石在《道路与梦想》中曾有一段专门记述了其余李子彬的谈话，最终，王石得到的是李子彬“我作为市长，也不好直接干涉一家企业的投资决策”的回答，对此，王石自然之道意味着什么。
多位当时的亲历者都告诉记者，那时深特发，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其本身经营状况亦不甚良好，所以，很难拿出资金有效地支持万科的业务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深特发持有部门万科的股权，曾因有关案件是由，被法院冻结。
90年代的国有、国营企业，三角债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以至于1993年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后，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清理三角债。当然，其时的朱镕基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盘活”国企，一场浩大的国企改革，就要来临。
深特发——一个股权被冻结的大股东——很多年之后，王石又要经历一个股权几乎被全部用于质押的大股东。历史多少有些相似。
五
那时的深特发，是传统国资状态的典型代表：经营状况一般，管制掣肘不少，具体到对万科这个子公司身上，就是“给钱不多，管事不少”。这样的状态，让王石为首的管理层，头痛不已。
这不是观念上的“头痛”，而是现实中的“绞杀”。在深圳，万科眼见着新鸿基、和记黄埔这样的港资开发商大举拿地，动辄几亿元的土地价款一次性支付，而万科由于股权结构的限制，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介入，眼看着地块被港资抢走，然后获得颇丰的利润。
王石开始考虑的是策略性大股东的问题。所谓策略性大股东，按照王石的定义，就是拥有较强资金实力、金融资源，且有发展房地产的诉求，又缺乏一支专业队伍的企业。所以，在华远接盘深特发未能成行之后，王石和管理层开始考虑引入华润的问题。
在当时的市场中，华润虽是国资背景，但是总部设在香港，其运营方式、管理作风等，均等同于市场化的现代企业。一开始，王石为首的管理层选择的，是华润（北京）置地公司，按照当时商定的交易细节，华润（北京）置地公司，将接手深特发持有万科的股权。
机缘巧合，这时的任志强，已在华润（北京）置地公司公司任董事总经理，他又一次参与了收购，但是，和那次南下一样，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王石为首的管理层，给自己设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期限，是2000年前后。然而，万科提出的以华润（北京）置地公司为交易对手的方案，仍然未能通过审批，最终，耗时8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与谈判之后，万科终于迎来了能够以市场化方式支持其发展的大股东——华润集团。
挣脱了原有国资大股东束缚的王石，终于获得了万科高速发展的资本，好在此时，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周期，刚刚到来。
六
20多年前摆脱了深圳国资的约束，20多年以后，面对万科控制权的背水一战，王石最终还是选择，把万科带回深圳国资的怀抱。王石审时度势，这是因为，此时的国资，与昔日的国资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王石离开之后，一个新的权力格局，就展现在包括万科管理层在内的所有人眼前。在6月21日由深圳地铁集团提名的11名董事候选人中，来自万科管理层的席位有3席，均是万科的“老人”：郁亮、王文金、张旭。
按照深铁提名的董事会候选人名单排序，郁亮排名第一，紧跟着的三席董事分别为林茂德、孙盛典、肖民，其中，林茂德是深圳地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在前六位的非独立执行董事排名中，万科管理层的三人，分别位列第一、第五和第六位。
20多年前，郁亮跟随着王石，几乎经历了所有与深特发这个深圳国资股东的所有欢喜离合。如今，王石面对控制权之战时，选择将万科带回深圳国资的怀抱。接过王石权杖的郁亮，将面对的，又是一个国资大股东。
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国资也大有不同。这是郁亮的开始，抑或也是王石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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