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自述：我的道路与选择

　　万周按

　　今天，万科公告了新一届董事会候选名单，名单上没有王石。王石在朋友圈中说：“在酝酿董事会换届时，已决定不再作为万科董事被提名。从当初我们放弃股权那一刻起，万科就走上了混合所有制道路，成为一个集体的作品。”近几年，王石曾在很多演讲中回顾过自己创办万科以来的心路历程，本文整理自2014年他在无印良品总部的演讲。

　　我先简单介绍我这个人。中国人是讲属相，我属虎，1951年出生，今年（编者按：2014年）63岁。

　　我曾在中国西北的沙漠上当过5年兵，复员后做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在铁路公司做技术员，也做过政府公务人员，这是32岁前的经历。1983年也就是我32岁那一年，辞去政府公职到深圳经济特区学习做生意。一年之后1984年创建了万科。

　　照片上是我当兵时候，那是40年前，我也曾年轻过。我们看到最右边的照片，那是1984年万科成立大会上我当时的形象，我当时的体重是69公斤，30年过去了，我现在体重是67公斤。

　　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到了中年创业之后体重就会加重，肚子增大，由于我比较在乎我的体型，所以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2公斤。

　　我这里谈四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道路的选择。道路选择什么呢？

　　1995年大陆开始评富豪100名，排第一的不时更换名字，但我从来不在100名的名单里。其中原因是：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4100万股的股份中，部分股票是可以分配到个人名下的，其余的由集体持有。我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我应得的个人股份。一直到今天，我在万科都只拥有极少的股份。

　　之所以放弃应得的个人股份，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可以都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

　　中国大陆100名富豪名单上，曾排在第一的有三位我很熟悉，这三位当中一位现在是长期在海外，不敢回国，还有两位锒铛入狱。当然在中国也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也好好的。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必须选择，就是在事业出名方面或有钱方面只能选一个。

　　可能有人很纳闷，说你的钱放弃了给谁了？我放弃后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做公益。现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的种子基金就是我放弃的这部分股权，目前主要公益项目在中国。公司是谁的？不是我的。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呢？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凭我的能力来管理这个企业。这是我想介绍的个人身份。

　　第二个，万科像中国很多企业，80年代成立，增长得非常非常快，很快就多元化经营，从照片上我们看到万科不仅仅做房地产，还做手表制造、饮料、服装、电器，有的是销售，有的是自己制造。还拍电影、拍电视，还有广告公司。如果说20年前介绍万科，可能我这样介绍更简单一些：就是我告诉你万科什么不做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不做军火，不贩毒，不做酒店，不做餐馆，基本其他全做。

　　这种情况就是万科做的头十年——1984年到1994年，所以我们叫做多元化。从1994年到2004年，万科经历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有很多机会，要走多元化比较容易，你会情不自禁地（走多元化）。但是做专业化，在中国的企业中比较少。多元化很容易赚钱，今年这个生意好做，你做这个；明年那个生意好做，你做那个。你比较容易存活下去，但是你发现你在哪个行业当中，都排不到前三名。

　　所以万科从1994年开始决定走专业化道路，在专业化当中选择了做房地产。其他行业怎么办呢？就关停并转。能卖的卖，能送的送，卖不出去也送不出去的就关掉，当然这是最不愿意的。关掉，原有的正资产一关掉就等于负资产了。按照这样的设想，原来计划5年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道路，就是从94年开始到98年完成。实际上这条道路走了8年才完成，后来万科成为一个纯粹的城市住宅开发商。随着中国房地产迅速增长，万科业务也在增长。

　　很快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30周年之际，中国主流媒体选出了30个人作为标杆人物，我也很荣幸地作为企业家当选。

　　为什么选我为标杆人物？第一，我按照中国的标准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第二，我又在2003年登上珠穆朗玛峰，又是一个所谓的探险家；第三，万科的经营模式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我公开宣传万科从来不行贿。

　　我们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由于一些原因，变革当中很多人都往钱看。一度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不正之风比较严重。但一家民营企业如何在经营当中保持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我非常明确我绝不行贿。显然在中国当时那样的经营环境当中，就感觉很特别。

　　所以选我作标杆人物点了三方面：一个是成功企业家；第二个是著名登山家；第三个叫做不行贿者。评委会问我这三个标准你最喜欢哪个，你最喜欢著名企业家？成功登山家？还是不行贿者？我选择了不行贿者。

　　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当中，我很自豪，就是把不行贿作为我的一个标签。当然我觉得这也有点悲哀。在成熟社会当中一个企业家如果你不行贿就出名，那就很滑稽了，因为不行贿是一个底线。成熟社会有没有行贿的？我想是有的，但是我想一定是不阳光的，一定是在社会上见不得人，出了问题会被处罚的。但是在中国它一度似乎成为了一个潜规则，好像你不行贿的话，你怎么做生意呢？尤其作为一个房地产发展商。

　　下面就讲讲我对管理企业的一些个人体会。刚才提到了1998年万科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也就是在第二年，1999年我48岁的时候辞去总经理职务，在辞职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公开讲演，就说我不当总经理了，但是我对公司运转很放心。因为我给万科留下了四个东西：第一个是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刚才讲不行贿是它的底线，当然只是它制度的一方面，还有透明、规范、阳光；第二个，培养了一个团队；第三个，选择了一个行业，选择房地产。因为万科在头十年做了很多行业，最后决定选择做房地产。最后一个，树立了品牌。我们在上海七宝镇有个城市花园项目，离机场很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有人喜欢住在那里？就是因为你的品牌赢得消费者信任，消费者选择了和万科在一块，既享受你万科给他提供的服务，同时也愿意和你万科一块来忍受相对差一点的环境。

　　正因为有了上述四个东西，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再天天待在公司里亲力亲为，这样显然对万科长期发展是不利的。这是我个人经营企业的一个考虑。

　　作为现代企业，我觉得应该更靠制度、靠团队，不是靠人。这就是为什么在48岁的时候我辞去总经理职务。否则，只要我在办公室，团队就不能真正成长。

　　1999年辞职后，我就开始选择了探险登山。1999年登上一座6000米的高山，2000年登上7500米的山峰。我想在2001年的时候，我50岁要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再登上一座7500米的山峰。什么意思呢？按照中国的体育标准，如果你能两年内登上两座7500米的山峰，就可以达到国家运动健将的标准。所以我想50岁再登上一座7500米的山峰，给自己送的生日礼物就是达到国家登山运动健将标准。

　　那一年我登上了一座7500米的山峰，这座山峰在中国的新疆，叫做慕士塔格。当然喜欢登山、喜欢探险，心目中你会有一些英雄。就登山来讲，1953年人类首登珠峰的新西兰人希拉里和同他一块登顶的夏尔巴人丹增，这两个人当然是我心目当中登山的英雄。60年代初，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当时四个登顶队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去登雪山。

　　不仅仅他们是英雄，在我心目中的英雄还有日本的几位登山家前辈。第一位就是植村直己，这是日本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也是第一个单人穿越北极的登山家。但是他在1984年单人冬季挑战北美麦金利山的时候遇难，这是人类首次挑战在冬天登上麦金利山。我们知道麦金利山接近北极，它的冬天是极夜，没有阳光。这座山峰是在阿拉斯加，气候非常恶劣，还没有人类一个人在冬季来攀登的。他就挑战这个极限，不幸遇难。

　　也就是他挑战人类极限的那一年，万科成立了。之后又有一位日本著名登山家叫山田升，中国登山界非常熟悉他，1988年有一次很著名的登山行动，就是中国、日本和尼泊尔三个国家登山队员，同时从珠穆朗玛峰北坡、南坡登顶跨越，当时是非常轰动的。而山田升是日本的登山队员之一，也就是那一年年底，山田升继承植村遗志，再次挑战麦金利山，不幸也在那里遇难了。还是在那一年，万科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为一个公众公司。

　　再往后，我在2001年登慕士塔格，非常有幸遇到人类第一个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是日本人田部井淳子。更让我难忘的是，恰好那一年中国成功申办了2008年奥运，我记得很清楚，见到田部，她第一句话是双手合十，祝贺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她的喜悦和期望让我非常感动。

　　现在再回头说企业，这也是人们说的生命道路的选择。我们来谈谈看质量与速度。我们知道谈到中国就谈速度，谈到中国就谈规模。

　　当然，中国历史上都是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因此对做老大、争第一有特殊的情结。每年中国都排各种排行榜，刚才说了财富前100名，实际公司排名也有前10名、前100名。房地产行业也不例外。每个企业都在关注着同行的销售额、销售速度，谁进入房地产第一梯队，哪个公司进入千亿规模。

　　有趣的是，从1998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排名第一位基本都是万科（编者按：演讲时间为2014年），第二名总是在变化。当然既然在第一，你就想保持着第一的位置，所以速度就非常快。

　　但是我很警觉，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规模，质量怎么保证？今天市场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将来市场成熟的时候，增长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如果你质量保证不了，将来怎么办？所以我提出来万科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经营模式，我们一定不要太在乎第一，第一是一个结果，不是目标。第一固然好，但是你质量好了，只是排第三，有什么不好呢？总比质量不好的第一好得多。我在公司讲话当中讲到，在速度和质量冲突的时候，应该质量第一；速度和成本冲突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质量第一。

　　我们学习日本的建筑，有一种我们建筑行业很欣赏的不用任何修饰、涂料、磁砖的清水混凝土，当然要求质量很高。万科在中国也先后投了这样的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在上海，我很自豪。同行来参观的时候都伸出大拇指。

　　记得有一次我特意安排东京建屋的会长去看，希望听到他的评价。但是看完之后他没有表态。吃饭的时候我就引话让他对万科的建设项目评价，我跟他强调质量和速度的关系、质量和成本的关系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是质量第一。没想到他淡淡地说，质量第一那是当然的，还用强调嘛。他说得很平淡，但是这句话对我刺激非常大。显然他还是没有对我希望他评价的房子给予正面评价，当然他也没有批评。我们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结果发现，建筑行业在日本和中国是什么样的差距呢？中国建筑行业误差是厘米级，而日本同行误差是毫米级。

　　万科决定要弥补这个差距。具体的结果就是我们制定了“千亿计划”，什么意思呢？我们选1000名工程师，用人民币1个亿分期分批送到日本训练。2012年执行，2013年尝到甜头。我们的工程师在日本工地参观的时候表示没法学习，太难了。一年过去了，就是这些表示没法学习的工程师觉得光一次还不够，还要第二次、第三次，这个计划还在进行当中。

　　这是讲到质量和速度。预计万科整个建筑质量体系2015年初步完成，2015年整个万科工程体系也是像日本同行一样毫米级。当然整体与日本同行水准差距还是很大，但是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头。

　　第三个，我在2001年拿到“运动健将”称号之后，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2002年我登的第一座高峰就是非洲的乞力马扎罗，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2年初。我知道这个山峰是从海明威1936年写的小说里，这个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书的开头这样写到：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峰，海拔19710英尺高，终年被白雪覆盖。我登山时从山脚到山顶经历了热带雨林、草地到岩石的变化，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

　　登顶过程中，我感到非常惊讶：小说是一种创作，过去很多照片上这座山是白雪覆盖的，那次我登顶却没有看到雪。显然常年积雪的雪峰已经变成季节性的，下雪的季节白雪覆盖，下雪季节过去了，它就没有雪。

　　什么原因呢？显然是气候问题。我作为一个登山爱好者、一个和自然接近的人，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气候的变化。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我曾经去穿越北极、南极，我们知道北极南极很冷，2005年穿越南极的时候，我们到了南极的极点，我记得我曾经光着膀子在南极点待了20分钟，当然也是很冷，但已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冷。也就是说，南极也变得比过去暖和多了，大批的冰块、冰山在崩裂、在融化。作为一个探险爱好者，对于气候是不是在变暖，我的回答很清楚：是。同时我又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气候变暖和我是什么关系？和万科公司是什么关系？和中国又是什么关系？我们发现了碳排放。

　　过去30年中，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如何承担全球碳减排责任的问题，长时间被忽略。这里就讲一个故事，2008年我主动到北京绿色和平组织办公室找负责人谈，把他吓了一跳，因为绿色和平组织就是对那些大企业、政府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基本上大公司是对他们退避三舍、躲着他们的。怎么中国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找上门来，他吓了一跳，说怎么找我？我就把整个登山的感受说了，而且我也说了我的体会，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他听了非常高兴，就安排了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之行，在那里我看到被保护的环境情况，也看到了亚马逊大批的热带雨林被砍伐是什么样子，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消费了世界上热带雨林木材供应总量的一半。大量木材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加工后40%再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或地区，60%在中国市场消费，这其中，又有70%是用于建筑中。

　　万科能做什么呢？我为了提高质量，引进日本的施工方法，发现非常成熟的日本施工方法很环保，这让我非常惊喜。当然保证质量之后，你想再提高一步做环保，比较容易做到，而不是相抵。既然容易做到，那咱们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提高质量和做环保是一致的，就是积极地投身市场。现在更有意思的是，根据过去的2013年的记录，中国绿色建筑的建造总量，万科占了一半，但是万科市场份额有多大呢？我们市场份额才2%，但是绿色建筑建造量在中国占一半。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说明万科有意识地做，取得了成绩；第二个说明在中国仅仅万科一家做是没有用的。不要说50%（的绿色建筑）是你的，即使100%是你的，但你的市场份额只是2%，也还有98%的建筑是不环保的，是大量使用木材的，是在破坏自然的。

　　所以在我个人意识当中非常清楚，仅仅万科做不够，万科必须作为领头人，在行业当中推广这样的绿色建筑。当然了，为什么同行不愿意做？主要是因为成本高、技术高，而消费者不买账。在中国，现在房价涨得非常厉害，你房子好不好无所谓，因为价格在涨。但万科坚持要这样做，第一个“千亿计划”、第二个“千亿计划”，这样花成本来培训，建质量好的房子。我们坚信这是一个未来，这是一个方向。如果你今天不做，到明天再做的时候，万科是来不及的，因为你万科量太大。所以尽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万科全力以赴在这样做。

　　最后一个话题，设计改变生活。我想介绍一位前万科员工，1992年万科上海公司总建筑师付志强，当时他向我辞职，表示要来日本学习城市规划。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明天他就要离开上海飞赴日本了，但是今天还在工地上干活。这种敬业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当时我记得曾经向他建议说你就不要辞职了，算是公司给你派到日本去，你带薪去学习，但是条件就是学习两年后回到万科。不过被他婉拒了。因为他不能确定两年之后回不回来。

　　2012年10月，小付说无印良品的社长要在波士顿做讲座，你是不是听一下？我当时说为什么听呢？小付说了我们在上海、杭州和无印良品合作的故事。我去听会加速万科和无印良品的合作关系。我一听说这样，一定要去。正好我那个时间在哈佛学习，哈佛、MIT都在波士顿。

　　这次听讲演，印象很深刻：无印良品讲演，安排一些顶尖级的国际设计师一块来。这个对话本身非常有意思，设计师来谈他的体会，与社长对话。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发现之前我对无印良品没有专门的研究。与MIT一流学生对无印品牌的理解相比，我觉得比他们理解差。这是让我惊讶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差异在无印良品这种品质追求，和本身形象宣传定位上，按照现在西方主流商品的推销来讲，既然你讲尊重自然的、朴实的、不浮夸的、面对城市中产阶层的，那你这个东西不能贵，你一定要像麦当劳这样的，但你这么贵，怎么销售？显然对传统的设计和自然环境这样的一种依赖关系，这样一种和艺术的结合，西方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这是我在MIT对话当中的感受。

　　良渚文化村是万科一个代表未来的设计。如果我们要面对未来，显然我们和无印良品合作找对方向了。如果只是面对今天，没有必要和无印良品合作。现在中国很多消费者对生活比较多的是追求浮夸，更多的是一种表面的、虚浮的追求，对名牌的追求。但是未来你真正需要的是对艺术、对自然、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对自然的一种敬意，对社会的一种负责，显然良渚文化村找到了和无印良品合作的契机。

　　万科接受了无印良品软装后，消费者才有机会来接近、体验，慢慢也就被消费者接受了。2013年12月28日，无印良品在苏州万科美好广场开中国第100家店，这是无印良品对万科表示善意。我们知道在开到98家的时候，同时有三家要开，99、100、101，第100家开在万科，非常感谢。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基本技术层面，中国企业正在接受、模仿、追赶国际上所有的包括日本企业的成果。但是这些足够了吗？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未来、传统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

　　几十年前，无印良品的创始人曾说过中国到处都是无印良品。当我们转身，一样会看见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积累的资源。站在今天，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一些行为，我们必须在现代和历史之间从容穿行，才能真正具有创造力。我想我们之所以成功，绝不能光靠高新技术或者请全球顶尖设计师，我们产品中体现出的传统审美，如“素”、“空”、“禅”等，是对生命价值和文化传统的新思考，这些思考和价值最终构成了独特的东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