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胡采苹 张曼

　　在7月15日、16日，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下称农行)以A股2.68元人民币/股、H股3.2港元/股的价格，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

　　通过此次IPO，农行在A股市场筹得88亿美元，在H股市场筹得104亿美元资金，完全执行“绿鞋”机制后，农行筹资总额将达221亿美元，登上全球第一大IPO宝座。

　　在波折股市中挂牌，农行A股上市两天内，股价苦守2.69元/股底线，H股第二天挂牌，首日也在股价上下拉锯后，以3.27港元/股作收。

　　一如其他三大国有银行上市时的处境，农行也在IPO期间受到各界严格审视，如公司治理不健全、资产质量不确定性较大，各种批评声音不绝于耳。农行的快速上市也让投资者疑虑颇多。

　　7月13日下午，具体负责上市事宜的农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潘功胜在农行总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详解农行IPO过程。他坦率地谈农行上市的准备和挑战、谈县域发展、谈风险管理、谈农行愿景。

　　上市急行军

　　从获得股改小组上市批准，到同时登录A+H股，农行仅用了百余天的时间

　　主导上市的农行高管对《财经》记者透露，农行在3月底获得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上市批准，然后马上启动上市程序。该领导小组经国务院批准，于2003年成立，是此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设计推进者。

　　从4月14日公布承销商名单后，农行迅速在5月4日向港交所递交A1上市申请书，6月9日证监会在一天内通过审批，农行又在6月17日、24日分别展开A股、H股路演，整个IPO项目在3个月内完成，过程中耽误一天都可能导致农行无法如期上市。

　　6月29日，带队到美国进行IPO路演的潘功胜，获悉深沪股市一天内大跌超过4%的变局。彼时，IPO已箭在弦上，7天后农行H股就要定价。“市场那么大波动，当然会有影响。”他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是他在IPO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一定要碰到非常高、非常好的市场情况，我觉得其实也很难。”潘功胜在专访时坦言：“不一定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窗口，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正好让你碰上。”

　　《财经》：此前，您也经历了工行IPO的全过程，比较而言，农行IPO是否达到了预期？

　　潘功胜：比工行(601398.SH/01398.HK)那次难一些，市场波动大一些。当初很多人比较担心，因为里面有很多很难的事情。

　　农行发行上市高效率的项目执行，超额多倍的市场需求，科学合理的定价，良好的后市表现，我想这个项目会成为IPO历史上一个优秀的案例。

　　《财经》：哪些是“很难的事情”？

　　潘功胜：市场。金融危机以后，市场虽然有所恢复，但它对投资人信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资本市场有一些波动是很无端的。

　　我记得，那天在美国路演的时候，A股突然跌了4%，后来我去找投行，让他们给我讲讲看 “到底为什么会下跌”，但是他们也讲不出来。

　　《财经》：心情很焦虑？

　　潘功胜：是，在发行的过程中嘛。市场那么大的波动，当然会有影响。后来还好。

　　《财经》：去年资本市场的状况比较好，有没有后悔应该去年就启动上市？

　　潘功胜：农行这么大的企业，做上市也需要一个过程，不是想做，两三天就做得成。

　　《财经》：您2008年来农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上市？

　　潘功胜：是。那时候先做一些重组工作，2008年年底我们完成不良资产剥离、资本注入、股份结构的改变等，2009年1月股份公司成立。后来我们开始做技术工作准备，包括审计、资产评估等。中金、中信也作为我们财务顾问进来，那时候已经做了IPO准备，包括尽职调查等。

　　事实上我们去年就已经有招股书草稿了，还包括投资银行招标的邀请函。我们对投行的评分表格，全部都准备好了，内部有一个小组，全部都是ready的。

　　去年下半年开始做非交易路演。IPO前就需要投资人对农行有所了解，而不是靠IPO期间你去讲半个小时，马上他就能做出买一亿或两亿美元的决定。

　　《财经》：外界一直在猜测，农行管理层对估值有过高的预期？

　　潘功胜：在估值方面，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发行方和投资者双赢。我们会根据农业银行的内在价值、成长性，以及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资本市场的整体状况，来确定农行的估值水平。

　　《财经》：您对现在的估值满意吗？

　　潘功胜：我觉得挺好的。

　　“三农”喜忧

　　“三农”过去确实是沉重的包袱，未来看是个金矿，但想挖掘出来不是太容易

　　“‘三农’其实是一个金矿，但是想挖掘出来也不是太容易，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找到一些好的办法和思路，但是摸索中也存在一些困难。”一名在农行效力近十年的人士对《财经》记者形容此块业务在农行格局中的境况。

　　5月4日，农行向香港联交所递出上市申请表格(A1申请书)，第一次正式对外使用县域金融业务。

　　过去，这项业务被称为“三农”业务。“三农”业务素来是投资者最不看好农行的原因之一。

　　一家承销商的售股备忘录(sales memorandum)在“最重要问答(top Q&As)”中，一开头就说明：“县域地区不等于乡村地区，农行在县域地区的客户很少，只有28.8%”。压低了县域金融业务比例后，立即又赞扬“县域业务的利差比城市地区高29个基点，定价能力较高”。

　　这种欲说还休的强调，透露了发行人和投资者面对县域业务的无把握。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农行1万多亿元的涉农贷款，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无论主客观的风险，农行都要学会管理。中国9亿县域人口的未来发展和收益，蕴含了大量的消费投资需求和活力，给农行创造了很好的服务空间。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农行的未来寄望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但曹远征也提出隐忧，认为农行在上市之后，必须面临资本市场利润最大化的考验，乡村城市化的速度若不如想像中迅速，盈利较低的县域业务，很可能会在资本市场逻辑下受到压缩。

　　《财经》：过去是“三农”的表述，招股书中改称县域，是不是为了上市所做的重新划分？

　　潘功胜：在我们内部讲“三农”，实际上概念跟县域是等同的。讲“三农”，其实含意不是很准确。“三农”是一个行业的概念，县域是区域的概念。我们内部的会计、统计数字都是基于区域来计算。在招股书上，县域金融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概念。

　　事实上，中国的县域经济不等于农村经济。县域GDP的构成中，51%是来自第二级产业，只有17%来自第一级产业。以前中国的经济成长靠出口、投资，这样的经济成长方式很难持续。中央也非常明确，这些年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扩大内需，使我们过去30年靠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转型为消费推动型的经济模式。

　　这是未来中国经济20年、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很重要转型，如果没有这种转型，未来中国经济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要实现这样一种转型，毫无疑问，中国的县域发展，是中国扩大内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有9亿人在县域，其中两亿人在城镇住，6亿多人在农村生活。这是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财经》：未来农行在城市区域和县域业务的比重发展会如何？

　　潘功胜：现在县域业务的比重，存款占40%、贷款在29%，总资产占比为36%，未来相应的比例会有所提高。

　　因为农行的总盘子很大，将近10万亿元总资产，贷款也有4万多亿元，因此从统计数据上看，不会有快速的提升。但农行目前县域业务无论存款、贷款的增量速度都高于全行平均水平，未来一定会逐步拉高各项指标的占比。

　　《财经》：资本市场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但是服务“三农”又有道德使命，这两者未来会有矛盾吗？

　　潘功胜：无论是县域还是“三农”，都是基于商业原则来从事，中央和国务院对我们也是这样要求。

　　国务院当时对我们的要求也很明确：“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其中就有“商业运作”四个字。在中国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很发达，城乡经济已经一体化了，这类地区已经成为银行竞争重点的地区，很多银行都看到了这些地方的机会。所以它不完全是一个对立的概念。

　　将来农业银行在县域金融中的成本控制、风险管理上做好一些，我觉得它是可以做出一个商业运作的模式，但是它的盈利能力不一定会像城市那么高。

　　《财经》：城市金融的利润率比较高，农行如何面对投资者压力？

　　潘功胜：站在战略的角度来说，要全面考虑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比如十几年前，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县域经济也是非常落后，现在早已今非昔比。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未来的10年、20年，会不会重现这种模式？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财经》：那就是说，农行更注重长远发展？

　　潘功胜：有一个机构投资人问我，“你现在有2.3万个机构，你把县域的机构给全部砍掉，你的利润会不会更高一些？”我说，“简单地回答：是的。但是你要的是一年的利润最高，还是十年的利润最高？”

　　我们金融机构，站在我们自己的业务层面上，也需要重新评估在县域业务的发展。

　　作为银行的高级管理层，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今天的经营。他需要看到五年、十年以后，整个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中国的银行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竞争生态。从现在就要培育自己的竞争力。

　　这种竞争力不会在八年、十年后自动拥有。站在银行的战略层面，高级管理层要带好银行，必须要看未来。

　　《财经》：县域业务很清楚是商业原则，但纯粹的“三农”业务会不会在市场竞争下缩小？

　　潘功胜：我觉得“三农”发展会越来越大，因为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原来的生产是个体化、小型化、非标准化，生产的方式也非常弱；这些年来正在变革，已经向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变革，有许多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的经济体出现，变革的过程对于农行是有利的。

　　战略投资者退位

　　通过战略投资者背书，增加上市成功概率的意义，现在已经弱化

　　农行上市和其他三大行明显的不同，是略去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并且更大程度发挥基石投资者(cornerstone investor)的作用。

　　承销团人士说，这次IPO的基石投资者中，认股5亿美元的渣打银行，是外资银行中人民币结算业务最大的银行之一，他们希望能和农行合作，取得人民币资源。

　　而出手最为阔绰、认购28亿美元的中东主权基金卡塔尔投资局，则在中东地区有良好网络，能够帮助农行在中东设立服务网点，提供旅外商人的金融服务。

　　其他如荷兰合作银行、美国粮食生产商ADM(Archer-Daniels-Midland)，都和农行有业务互补关系。

　　根据投行内部统计，过去工行、中行、建行引进境外基石投资者的比例，占H股发行金额的24.8%、24.1%、16.3%(若加上A＋H股基石投资者，占比为28.3%、25.5%和8.88%)，而农行境外基石投资者的比例最高，为46%，共计54.5亿美元。

　　农行承销团人士分析，过去战略投资者在认购股份时，是采取IPO前参股的模式(pre-IPO)，发行人给予约5%的股价折扣；此次农行的基石投资者则与所有投资者相同，在IPO时认购股票，不享有股价折扣，而且有持股锁定期，农行因此能够筹措到更多资金。

　　《财经》：这次一开始就没有准备找战略投资者吗？

　　潘功胜：对。我们内部在评估这个事情时，背后有一些逻辑的。

　　当初中国银行业要股改上市，外界都说中国银行业是技术性破产。境外投资者对国有银行并不了解。要到境外上市，只有先引进了在国际上名声比较大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会对资本市场起一个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希望获得他们的一些技术转让。不同银行跟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成果不大相同。但毫无疑问，这对中国银行业管理质量的提升有很大帮助；对于提高当时银行上市成功的概率，也有正面意义。

　　对农行来讲，我们不想陷入无谓的争论，加之今日境内外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投资价值已有较高的认可度，第一个方面的意义已经弱化。

　　至于第二个方面，这次农行在引进基石投资者的时候，就采取战略合作的方式。

　　我们有11家境外基石投资者，27家大陆企业，作为海内外战略配售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基石投资者。

　　我们挑选了一些跟农行会有业务合作匹配关系的投资者，包括渣打银行、卡塔尔投资局、中国人寿、荷兰合作银行，合作内容包括战略的合作、技术的合作。

　　《财经》：四家都签了合作协议？

　　潘功胜：实际上签了五家，还有美国ADM公司，全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企业，在中国有很多合资企业，我们可以提供很多银行服务。

　　打造新农行

　　农行IPO发行策略之一，就是强调新农行、抛弃 “包袱最重、坏账最多”的老农行阴影

　　农行过去备受争议的一点，在于通过财政部注资，在1999年剥离不良资产3458亿元，然而不良资产在10年内快速生成，2008年，农行又通过中央汇金公司注资，接着剥离不良资产8156亿元，规模为四大行之最。

　　坏账生成之快，数额之大，使外界对农行的风险管理能力产生怀疑。一位金融股分析师对《财经》记者指出，由于农行负有“三农”业务的责任，因此国家对于农行比其他三大国有银行更为容忍，坏账数字也就无可扼抑地升高。

　　多位承销团人士在分析农行IPO策略时，不约而同反复强调“新农行”一词，向全球投资人推介，经过股改、注资、剥离坏账后上市的农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风险管控能力，再次与其他三大国有银行站在同一平台上。

　　上市之后，农行必须每天面对和工、中、建行在股价上的较量，也必需清醒思考自身的竞争优势何在。

　　《财经》：农行在1999年第一次剥离不良资产3000多亿元，2008年又第二次剥离不良资产8000多亿元，怎么对外界保证，农行已经具有了风险控制能力，从坏银行变成好银行？

　　潘功胜：当时我在做工行上市时也是一样，投资人也问我们：你们工行老给国有企业放贷，形成那么多不良贷款，你怎么样让我相信，你以后不会再有呢？五年过去了，工商银行向投资者充分证明，他们做到了，我想农业银行也是一样。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几大银行在重组之前，形成高额不良贷款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银行的管理水平很差，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曾做过深入的分析。不良贷款的生成，有一个很大的宏观背景。

　　中国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关停。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必然联系，银行业承担了社会经济转型的成本，所以在银行商业化的过程中，由国家将不良贷款进行剥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早年间的管理也比较差，银行自己也有部分责任。

　　《财经》：1998年第一次剥离，可以用这个原因解释，但是农行为什么有2008年的再度剥离？

　　潘功胜：第一次剥离时，实际上几家银行剥离得不太彻底。

　　此外，中国银行业对于贷款开始采取更谨慎的管理，比照国际化的标准，像以前贷款都是四级分类，后来变成五级分类，在新标准下也增加了一些不良贷款。

　　《财经》：前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经表示，改革期间银行资产从四级分类到五级分类，增加了6000亿元不良资产。今年年底就要实行新资本协议，就要变成12级分类了，会不会又出现大量不良资产？

　　潘功胜：不会。现在农行内部已经按照12级分类来进行管理。

　　《财经》：去年大规模放贷对农行有何种影响？

　　潘功胜：去年银行业放贷是特别时期的特别做法，不能作为贷款发放的一个常态。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次贷危机发展成金融危机，再发展成全球经济危机，中国也没法置身事外，事实上我们处在一种战争状态，这是一场经济的战争。这种打法，跟和平时期的打法不一样，需要调动一切国家和民间的资源来打赢这样一场经济战争，所以要保增长，这是国务院明确提出的要求。

　　第二，根据银监会所发布的数据，整个银行业还是比较健康的，和过去不能同日而语。比如说拨备覆盖率的水平，现在都是160%－200%，到一季度末，农行的拨备覆盖率是123%，到今年前六个月拨备覆盖率又有了进一步提高。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几年中，只要宏观经济运行平稳，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高。

　　《财经》：下半年面临怎样的风险挑战？

　　潘功胜：下半年银行业面临大的、系统化的风险概率不高。

　　下半年我们比较关注下述问题：第一是政府融资平台，它在贷款组合中风险可能高一点；其次是房地产贷款；第三是产能过剩、高污染及高能耗行业；第四是汇改对于出口依存度比较高的行业，可能影响大一点。

　　《财经》：在风险管理方面，农行有何改进，使高管不再“坐在火山口上”？

　　潘功胜：在信贷管理方面，这些年有很多改革，包括信贷组合的动态优化，根据整体客户的结构、行业的结构、区域的结构、信贷产品的结构，不断进行动态优化，从而使我们看资产组合风险的水平不断提升。

　　第二是信贷审批集中化的改革。以前县支行行长都有非常大的权力，批准各种贷款。这10年来，我们重要的改革内容就是集中审批，把低层级机构的贷款审批权力上收，把大的贷款集中到总行，由更高一级、更专业的人士进行后台的审批。在信贷流程中，以前是市场营销、贷款审批、事后监督同时在一个部门完成，现在都各司其职，形成一种权力的制衡。

　　第三个方面就是科技的水平，银行业运用科技在贷款的监督上，起了很大作用。科技手段上去了，我们的管理政策、业务操作流程可以内化在里面，科技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我们也在不断教育员工，培养提高他们的素质，在内部形成比较良性的文化，对故意违规的，惩罚也很多。

　　《财经》：上市之后四大行再次站在同一平台上。您认为农行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潘功胜：比起其他银行，农行现在的市场定位优势更加明显。农行的市场定位，是横跨中国的城市和县域。

　　银行业的发展，和它所依附的宏观经济体有很大关系。农行的业务结构有70%左右在城市地区，我们将会是工行、建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另外一种优势是我们横跨城市、县域。中国经济成长在过去十年中，已经表现出县域经济增长快于城市。我们在县域有11000多个机构，分布在2000个县城和大的集镇。横跨县域、城市的市场定位，和中国宏观经济的成长方向有更高的契合。

　　《财经》：在城市业务上，农行跟工行、建行如何竞争？

　　潘功胜：我们跟工行、建行在产品、客户对象、提供的服务、营销渠道方面，同质性比较高。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竞争力很强。

　　但我们有一些不同于他们的优势。中国很多大企业总部在城市，但是整个网络遍布于全国；而且一些公司以前在县域网络不是很多，但现在已经把眼光投向县域地区。

　　比如说中国人寿，未来在县域地区的寿险市场有很大的增长机会。如果他们到县域去发展业务，肯定是找我们的优势比较大。再比如大的电信公司，在城市地区竞争非常激烈，业务度也饱和。他们未来也要到县域去，农行和他们的匹配度就更高一点。

　　另外一种，在中国有很多新型的农业产业化的企业。像双汇集团、伊利牛奶，农行在他们还是“baby”的时候就扶持他们，现在都成为大企业了。这类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在全国有800多个，基本都是农行的客户。

　　我觉得有些竞争，只要把自己的位置定清楚，一定会找到不同于你竞争对手的优势。

　　大象新舞步

　　两地上市之后，农行将迎来国际化的新挑战

　　6月29日下午5时，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在香港四季酒店的H股记者会上推介农行：“谁说大象不能起舞？朝气蓬勃、充满潜力的农业银行，正在快速起舞。”

　　两地上市之后，农行将迎来国际化的新挑战。未来在公司决策过程中，整个农业银行从高层到基层，都必须时刻考量国际投资者这个重大因素；未来农行所比较的对象，也不再仅限于工、中、建三大行，更包括了所有在国际股市挂牌的上市企业。

　　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和过去并不完全一样。而农行上市之后，面临的竞争对手和竞争空间也完全不同。

　　《财经》：农行上市后，要直面投资者，每天都要在股市上接受考验。

　　潘功胜：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跟很多投资人都讲，我们上市，不是说过来筹点资本金就算了。

　　中国银行业过去十几年来发生的变化，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对于改善公司治理、内部管理，都有很大好处；相对于过去只面对监管部门的监管，以后媒体、投资者、社会公众都会对上市企业的管理层构成很大压力，迫使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财经》：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农行上市是国有银行股改收官之作，但中国银行业仍旧面临“形似神不似”的问题，您如何看待？

　　潘功胜：我觉得对银行来说，上市不是最终目标，它只是把银行送到新的竞技平台。通过这一轮的重组改革，银行业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境内外大家都比较认同的。

　　因为银行业面临的环境在不断变化之中，我们面临的竞争对手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中国越来越开放，我们的竞争对手和竞争空间也大大扩展了。外部对评价一个银行的好坏，评估的标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外，在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也发生了转变；把一个银行做好不容易，把一个好银行做成不好的银行还是比较容易的。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的风险具有突发性、快速的传染性，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也完全不一样。

　　整个银行业的经营竞争和国家社会的发展都是动态的。银行业持续地保持在很好的水平，要不断提升竞争力，中国银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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