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贱卖论 建行高层首披引资内幕

　　李利明

　　2008年6月5日，美国银行与汇金公司完成了股份交割，以每股约2.42元港币的行权价格从汇金公司购买60亿股建行H股。有关建行 “贱卖”的指责再次开始出现。

　　6月4日，曾受国有股东汇金公司委托参与战略引资工作的建行副行长范一飞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首次向媒体详披建行股改引资的来龙去脉以回应“贱卖论”。

　　第一次联姻失败

　　范一飞披露，建行早先曾与美国某国际大银行接触，商谈了近一年时间，但该集团一直在投资入股建行问题上举棋不定。终于在2004年11月的一天，该集团当时的董事长带领一班高管出现在建行总部大楼21层的外宾会见厅。在发言中，该董事长首先称这是 “历史性的一天”，经过认真研究，他们同意出资5亿美元，以每股1元的价格参股建行；同时，该银行还承诺在建行上市后行使期权，继续按照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建行；此外，会在建行现在或将来比较赚钱的一些领域，包括按揭贷款、公司业务、信用卡等，与建行成立合资公司。

　　听到这些内容，不是主角的范一飞实在忍不住了，他问建行当时的主要领导：“我可以讲几句吗？”获得同意之后，他说：“今天我听到你们讲这些，我都怀疑是不是听错了。这样的条件我们是决不会接受的！”会谈不欢而散。该董事长离开时交待了两个人，与建行继续谈判。这是他来建行的唯一成果。

　　2005年3月16日，建行前任董事长刚因个人原因辞职，该银行的两位高管就来到建行。建行行长常振明和范一飞接待。他们一开始就兴师问罪，说建行太不像话，内部出了这么大事也不通知他们，他们是看报纸才知道。然后挥舞着手中的两张纸说：“你们不是一直要我们出具投资的意向承诺吗？有，但是不能给你们，我们现在对建行更加不放心了，必须对建行进行全面调查！”并且提出了一大堆调查的清单和理由，很多调查内容超出了一般商业范畴。“当时我正要拍案而起，是常行长一把把我拽住了。”当时的情形范一飞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在和美银签署协议之前，建行先后接触了20多家外国投资者，差不多把所有有可能成为战略投资者的机构都找遍了，不仅是银行，也包括保险公司和投行，但是这些机构都缺乏对建行的信心，最终错失了投资建行的机会。

　　寻找发起人的曲折路

　　并不仅仅是外国投资者对于参股建行没有信心，国内投资者同样如此。根据《公司法》，需要五家以上的发起人才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在获得注资完成财务重组之后，建行在寻找发起人上也是费尽周折。

　　当时，建行找了一些长期的老客户，希望他们入股，结果有的公司管理层答应了，但到了董事会被否决了；有的公司管理层答应了，但到了主管部门被否定了。范一飞曾经被组织部门派往长江电力挂职一年，担任总经理助理。长江电力最初同意出资30亿元参股建行，但是在长电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一天李总(指三峡总公司总经理兼长江电力公司董事长李永安)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过来跟同志们再说明一下。我一听坏了，当时我的腿伤还没有完全康复，是拄着拐杖去宜昌的。用PPT给总公司党委的同志汇报建行的情况。最后我拍着胸脯说：在座的都是我的老领导，我用人格跟你们担保，这笔钱投下去，不敢保证说能挣多少钱，但是我想这笔投资起码是安全的。”范一飞对于其间的细节还记得十分清楚。长江电力最后终于同意作为建行的发起人，但是把投资金额从30亿元减成了20亿元。

　　就在建行召开发起人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另一家公司还在犹豫，差一点导致第二天就要召开的建行股份发起人大会开不成。有些股东虽然勉强来了，但信心不足，并且在建行上市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时表露出对于投资能否收回的担心。

　　踏破铁鞋无觅处

　　引进美银作为战略投资者，对于建行的确有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虽然还是费了很大的周折。

　　2005年3月17日，就在前述某国际大银行的高管离去的第二天，时任建行重组办主任庞秀生告诉范一飞：“美国银行(以前译作美洲银行)一位相当级别的管理者要来建行，你是不是见一下。”到见面时一交流，范一飞发现他们好像和以往的投资者不一样，很有诚意，条件也不那么苛刻，起码没有硬性要求把建行的核心业务拿出来和他们另外合作成立公司，而以前的投资者差不多都有这个意图。第一轮谈判开局良好。

　　大约10天之后，范一飞又飞赴美国，在美银总部进行第二轮谈判。

　　第一天没什么进展，第二天开始才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谈判，第三天，到了下午快下班了谈判还是没有什么突破。

　　美银的谈判代表是后来担任建行董事的格利高里·科尔，是个特别有经验的并购高手。范一飞说：“他很强硬，一到关键时候就重复他的口头禅‘IamwhatIam!’(我就这样了！)表示绝不让步。每一次让步前，科尔就说这一条做不了主，需要去楼上请示董事长兼CEO刘易斯，在得到认可之后回来继续谈。几次下来对方发脾气了，说谈了半天都是他们在让步，哪有这么谈判的？！我跟他讲道理，装作不行就走人。我的确买了第二天的飞机票，而且暗示他们我不是回国，而是去纽约找别人接着谈。我当时的确已经约好了另一家银行的CEO。”

　　第三轮谈判在北京举行，依然十分艰难。经常在凌晨三四点破裂，第二天或第三天再恢复。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按照双方谈判的进程，原本计划在4月30日举行MOU(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的。时间到了，应邀前来见证的贵宾，包括银监会、央行、财政部等部门的领导也都到场了。但双方仍因为汇率问题争执不下，贵宾们空等了一两个小时后离去。这一天终究没有签成约。

　　双方的谈判虽然很艰难，几次濒临破裂边缘，最终还是在6月份达成了协议。

　　与如今因为美银“有战略眼光”而饱受称赞形成对比的是，美银与建行签了协议以后，在美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协议一签订，《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在批评美银，说美银投资建行无异于“进入了一个大赌场”。

　　据说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也把美银高管叫到华盛顿，质询为什么要投资中国的银行。

　　那一段时间，只要美国的报纸上有关于中国银行业，包括建行的负面报道，美银内部总有人把相关报道送给美银的董事长兼CEO刘易斯，刘易斯然后再转给首席谈判代表科尔，终于有一天科尔受不了了，找到刘易斯说：“这个交易我们到底做还是不做？如果愿意做这个交易，以后就不要再这么搞了！”

　　此言不虚，因为当时还没有交割，美国人还有机会推翻协议，范一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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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