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之手掌控联通存亡

　　

有形之手掌控联通存亡(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视为“电信行业的改革者”，但联通的生存却更取决于行政力量而非市场的自然选

　　□ 本刊记者　徐蕾

　　在 传言蔓延数月后，1月28日，国资委终于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联通拆分的传言。

　　国资委新闻发言人杜渊泉为联通辟谣，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联通分拆的消息均为不实报道。”

　　“国资委的表态在意料之中，除了主管部门首次宣称拆分联通是传言外，没有说绝对不拆联通，也没有透露有几种方案在研究，发布会并无新意可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

　　不过，由于整个新闻发布会没有安排任何提问与采访，因此，人们对于联通分拆的疑虑并未消除。

　　国资委辟谣

　　1月28日，国资委为“分拆联通”的传言正式辟谣。

　　这次新闻发布会历时15分钟，国资委方面仅派两人参加，惟一内容就是宣读国资委的新闻通稿。

　　在新闻通稿中，国资委的表态有三点：其一，中央企业的改革重组意见正在研究修改中，以解决国有资产重复投资问题；其二，电信运营商改革事关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没有明确方案；其三，拆分联通的传言为不实传言。

　　这次新闻发布会虽然意在澄清联通拆分传言，但是由于发布会现场没有回答任何提问和采访，因此会议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人们对联通拆分的疑虑并未消除。

　　一段时间以来，业内盛传联通有可能按照GSM业务和CDMA业务被拆分，GSM和固网业务被归入中国电信，CDMA业务被归入网通。

　　此消息若被证实，则会对目前中国电信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涉及中国移 动(0941.HK)、中国电信(0728.HK)、中国网通(0906.HK)、中国联通(资讯 行情 论坛)(600050)等几家大型上市公司业务。由于所涉及的资产重组金额数量巨大，涉及面广，因此上述联通分拆传言引起了投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

　　联通是这次传言的旋涡中心。

　　在国资委澄清传言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前一天，中国联通董秘劳建华接受《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采访。劳明确否认了相关传言：“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没有接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和通知，所以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回应。”他甚至表示，有关联通拆分的消息，也是从网上的新闻才了解到。

　　劳建华说，联通内部员工刚听说这个消息时，也很惊讶，由于担心引起股价的波动，所以公司对非官方消息不发表任何意见。

　　劳建华表示，真正能够决定联通是否拆分的是国资委，而并非联通自己。

　　劳建华的表态显示，如果被分拆，联通更多处于被动状态。

　　传言的多个版本

　　实际上联通拆分并不是第一次有关电信业重组的传言，这之前还曾经出现过“四合二”、“六合三”等版本的重组方案。“四合二”即指把中移 动和中网通合并、中电信和中联通合并，“六合三”方案则主张将移 动、电信、网通、联通、铁通、卫通6大基础运营商全部整合重组成3家。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表示，为避免过度竞争，各行业中的大型央企，将最多保留3个，其余的将被兼并重组。“此番重组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这番言论似乎使将联通拆分的“四合三”的方案显得更为可信。

　　出现这种将原有运营商合并讨论的原因在于电信业在进行南北拆分以后，出现竞争过度、成本增加、各大运营商之间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六大运营商的利润增长都有下降趋势，但这些运营商同属国有资产，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惟一拥有人，其职责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只有垄断起来才更容易实现保值增值。

　　据说，中国每个行业如果只有一家垄断企业，那么这些垄断企业就都能进世界500强，况且国外投资商更愿意投资垄断企业，因为毕竟垄断企业的利润高。

　　因此在内部研究会上，有专家一直强调，电信行业存在6家运营商显然太多了。

　　若按照这种说法，对几家运营商进行合并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对于这次联通拆分的消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电信业内专家都耐人寻味地保持了沉默。

　　一向以观点犀利著称的电信产业部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我没有看法。”而一向主张电信市场放开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等其他学者则纷纷表示“不清楚此事，不发表意见。?/font>

　　只有一直主张适度竞争的信产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对这件事情表示，如果联通拆分的消息是真的，此举意味着“使电信业总的竞争格局更加有效”，因为原来电信行业的竞争格局基本上是双寡头垄断，被实践和理论证明不是很有效，出现了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和难以实现互联互通等问题，实际上拥有同一家出资人——国资委的几大运营商之间因为彼此竞争损耗过大。

　　“我早就讲过有3家或者3家以上运营商存在的电信行业竞争格局竞争最为有效，”杨培芳表示，他相信未来电信行业的重组“应该是越来越理性、有效，政府决策部门不会再像10年前那样草率地做决策，现在政府部门的决策应该倾向于更理性。”

　　要不要“有形的手”？

　　到底应多发电信牌照还是少发，业界的探讨从电信法起草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经济学家和政府有关部门曾经为此吵得不亦乐乎，而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在电信改革中，是以市场力量还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

　　“多发牌的意思就是把进入的行政审批门槛降低，”周其仁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采访时解释说，“尤其是要对民营企业发牌。”

　　在周其仁看来，国家既是运营商的老板，又是市场的管理者，一身二任的模式就很麻烦。因为正常情况下，投资方是没有权力管竞争对手的，但是由于国家的这种特殊地位，而导致其在进行投资后，可以限制其他投资方进入，或者限制投资方的数量，国家不可能允许这个市场中竞争对手实力太强，不能让这个市场开放过度，“这种盈利模式本身就对市场经济、国民经济都是不利的，”周其仁分析说，“这种情况形成的利润和市场增值，由于竞争强度下降，一定是以服务、质量放松损失为代价的。”因此他认为如果要想让电信行业更快提高竞争能力，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杨培芳以美国等电信发达国家为例解释说，这些国家也经历了从取消管制到放松管制、建立新管制和重建管制的过程才发展到今天。杨培芳认为，“电信行业需要大众参与，所以各国都有普遍服务政策，也就出现了市场经济失灵的问题，”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电信行业问题，只有适度竞争才能解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市场仍然需要管制，才能解决普遍服务和互联互通，也只有管制才能维持适度竞争，所以“必要的政府管制仍然是市场放开以后必需的”。

　　而这几年电信业改革的实践，也使政府由最初的放开市场慢慢转回到更多的依靠行政力量的推动来促进电信业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在看到几大电信运营商之间在市场上的“血拼”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损失过多时采取的行为，当所有权没有发生改变，企业主体拥有同一个出资人的时候，恐怕难以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

　　去年11月初，国资委宣布一个星期之内3家运营商一把手进行换岗，其行动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令业界震惊。

　　一位运营商高管人员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消息在国资委内部实际已经酝酿了一年多，目的就是要让几家运营商互换角色，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仅仅只站在自己角度考虑如何竞争。而如果是作为完全竞争的市场主体，企业正常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竞争。

　　这一事件充分证明国资委改革思路的转变，未来将更多地依靠行政力量解决行业性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通自从1994年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电信行业的改革者”出现的，这个“改革者的角色”定位一直伴随联通由小变大、逐步发展，形成“联通”这一国内知名品牌，直至走上香港证券市场。但现在这位改革者生存的权利并没取决于自己在市场中的表现，而更多地被操控在行政力量手中，这也许意味着中国电信在经历10多年改革后，未来电信改革的方向将更多地重新由行政力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