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扬

　　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穹顶，投射在汉白玉的罗马立柱上。两根立柱中间，摆着一面铜锣。尉文渊被一格一格的阳光笼罩着，他站在有80多年历史的弹簧地板上，他站在铜锣面前，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

　　中国股市第一锣由35岁的尉文渊敲响，其时是上海证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敲锣的时候，他身边站着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18年后的今天，已经53岁的尉文渊，穿着白色的马球衫，戴着眼镜，在上海淮海路的一幢写字楼里经营着他的生意，他已是一个体制外的普通商人，与股市无关。

　　在黄浦江边、在外白渡桥北堍的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上海证券交易所18年的历史显得如此短暂。

　　在上交所成立之前，浦江饭店曾是阚治东的办公室。1990年的阚治东是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他和时任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的管金生以及尉文渊并称上海滩金融界的三大“猛人”。1990年，三大“猛人”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的核心层。

　　1997年8月15日，国务院决定，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上海证交所的历史由此发生重大转折。随后尉文渊下海经商，阚治东南下深圳。

　　18年后，一度面临牢狱之灾的阚治东开始新的生意，管金生则已锒铛入狱，尉文渊则独善其身。

　　筹建上交所

　　尉文渊和阚治东都说，当年成立上交所的条件还不成熟。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上交所成立没一项条件成熟。”尉文渊说。

　　但上交所必须成立。

　　1990年之初，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国家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当中，就包含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计划。

　　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取代设想中的北京证交所，当时是进入筹备。

　　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负责牵头组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办公室。当年的金融管理处权限很大，“相当于证监、银监、保监一把抓。”尉文渊说。

　　35岁的人行金融管理处副处长尉文渊在1990年6月底成为上交所筹备负责人。

　　尉文渊在31岁时就成为国家审计署的处长，因为夫人在上海要生孩子，只好回沪，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当个正处级的副处长。

　　尉回忆说，当时“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借鉴。”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环境，“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尉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几大块，当时上海几家证券公司的老总如阚治东、管金生等各领一块任务去分头完成。

　　选址浦江饭店

　　那时候离浦江饭店不远，有条青浦路，曾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因为都是证券行业在此落户。“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红马甲满街都是。青浦路大概不到一公里长吧，曾是中国证券业高度集中的地方。”尉文渊感慨说。

　　上海证交所的选址就这么确定下来。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

　　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尉文渊说。

　　交易所的人员编制是尉文渊向上海市政府讨的，最初有50多个地方事业单位的编制。“因为当时中央编制很紧。”倘若中央给了编制，上交所就变成中央单位了。

　　因为编制是上海政府给的，交易所也就变成了地方管理的事业单位。这为1996年以后沪深两地的交易所之争埋下了伏笔。

　　1990年12月19日，仅仅筹备了一年不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致开业词。

　　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他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尉文渊回忆。

　　充分自主

　　在上海证交所成立的日子，即1990年11月26日，在上海华商宾馆内，上海证交所首次会员大会召开——这个会奠定了上海证交所“会员制自律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当年还没有证监会。

　　首次会员大会的重要议程是选举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理事，由13人组成的理事会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中会员理事有9人，从证券公司会员中选举产生，阚治东、管金生都轻松当选；非会员理事有4人，包括理事长李祥瑞、总经理尉文渊，还有2个政府人士。

　　按照上交所设立时的章程规定，理事会、监事会要有政府参与。比如监事会要有人民银行、上海财政局的参与，后来上海市计委也派人参与理事会。

　　当时市场组织凤毛麟角，就算有一两家也是政府办的。所以提出建立会员制的交易所“也是思想解放，改革的一个突破。”尉文渊说。

　　首届会员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议程，是选一个副理事长。由于是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任副理事长，这个头衔充满了吸引力。

　　阚治东在事前听说，万国证券的管金生为了争取这个角色，已经派他们公司黄埔营业部的谢荣兴做了不少游说工作，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态。

　　从那次选举的结果看，市政府、人民银行的理事把票都投给了阚治东。“他们不希望管金生担当那个角色，他们嫌老管野心太大，霸气太足。”阚治东觉得自己当时办事谨慎稳妥——或许是两人性格的差异，导致“327”事件之后的不同命运。

　　尉文渊在第一次会员大会上被聘为上交所首任总经理。

　　中国证监会在1992年底成立，真正开始发挥监管作用还是1993年。在此之前，上海证交所的权力很大，“游戏规则都是自己定的，”尉文渊回忆说，即使在证监会成立初期，也和交易所之间形成一个自然分工：

　　证监会主要在一级市场管理，交易所负责管二级市场。正因为如此，交易所在当时的环境下发挥了自主能动的主导性，尉文渊将这种主导性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是管人事，会员大会选举理事长、总经理按程序来，不用证监会操心。

　　第二是管交易规则的制定，早期涨跌停板的取消，T+4到T+1再到T+0的交易规则，都是上交所定的，没有证监会的运作。

　　第三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调整。当年尉文渊进场时是笑脸还是阴脸，都被当成一个身体语言。

　　第四是交易产品的创新。上交所早年推出新的交易品种，都是自己研究决定，不用证监会批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债产品创新。

　　创新当然有风险，国债期货成为1995年2月“327”事件的主角，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尉文渊和阚治东都不愿多提，具体经过也在早年见诸报端。

　　万国证券因为“327国债”事件造成的损失高达60亿元人民币，当年力争上交所副理事长职位的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因为这根导火索，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7年。

　　虽然尉文渊直到今天仍然坚持认为“上交所和我个人在327事件当中没有任何责任”，但因为各方压力，他还是辞去了上交所总经理的职务。

　　阚治东在327事件发生的当天不在上海，“自营部的经理告诉我，整个下午都找不到我，电话也打不通。”阚因此而躲过一劫。

　　尽管国债期货市场出了问题，后来逃脱不了被关掉的命运，但上交所的产品创新对带动当时的国债市场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至于327事件涉及到的宏观面和政策面等其他方面的原因，留待世人去总结。”尉文渊说。

　　深沪竞合

　　尉文渊说离开上海证交所还有另一个理由，“主要是证监会逐渐强势起来，我们之间摩擦就比较多。上海证交所的自主权也因此越来越少。”

　　当初上海、深圳交易所自由竞争的时代，竞争使大家共同进步。“现在沪深两个交易所发布的文件、公告除了落款单位不同外，其余的几乎完全一样。”尉看起来很怀念早期时代。

　　竞争是早期证券市场发展的主线之一。

　　早期深圳交易所做了一些事以后，上海就有很多学习借鉴的地方，包括印花税也是深交所先开，上交所跟进。

　　上海市场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深圳也开始看上海了。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交所的无纸化、电脑交易走在了深交所的前头，包括办一张自己的证券报，上海和深圳也在互相学习促进。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上交所、深交所开始了由地方性资本市场向全国性的转变。从1995年3月开始，上交所成交额大幅超过深交所，到了1996年左右，随着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利好，深圳交易所吸引了各地新上市公司。

　　就这样从1996年8月开始，深交所成交额开始全面超过上交所，当年深圳成指以174.92%的涨幅名列全球第一，“深强沪弱”的局面就此形成。

　　327事件之后，申银证券于是整合万国证券，在1996年成立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股份制证券公司，阚治东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申银万国成立后在深圳市场的表现很抢眼，“上海有人觉得深强沪弱的很大责任在于申银万国转移阵地，提出申银万国应该多为上海做贡献。”阚治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