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玲 发自北京

　　虽然过会毫无悬念， 但没能戴上“全球最大IPO”的桂冠，却可能创下最低的国有银行发行价，三年辛苦推进最难的银行IPO的项俊波， 在兴奋之余， 也不免留下一丝遗憾。相比于其他三大行，在外部市场急剧恶化的时刻，掌舵农行“逆市上市”的项俊波，无疑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6月9日下午，中国证监会发审委毫无悬念地审核通过了中国农业银行的IPO申请，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工程即将收官。

　　自2007年6月走马上任农行行长，面对国有银行改革最后的老大难，农行董事长项俊波曾自信地表示：“要在3年之内使农行发生显著变化，5年内发生根本变化，尔后，将力争用10年时间把农行建成世界一流大型商业银行。”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项俊波最著名的私下言论就是“农行为啥这么多年没有上市，主要是我没有去，我来了，农行就上市了。”

　　不可否认，出掌农行三年，这位越战老兵、“文学青年”、曾经的审计署副审计长、前央行副行长项俊波，压力每天都存在。尤其是在冲刺IPO的这段时间，每天满负荷工作，让其眼里更多了一些血丝，更加清瘦了几圈。

　　虽然过会毫无悬念，但介于目前国内外资本市场低迷，农行IPO不得不缩水，甚至可能创下最低发行价，与一度梦想的全球最大宗IPO失之交臂，这对于三年辛苦推进最难的农行上市的项俊波来说，应是兴奋之余留下的最大遗憾。

　　作为这条“大船”的舵手，三年里，项俊波都做了些什么，即将到来的路演又打算如何向投资者讲故事？之后又将如何用其激情澎湃的诗人气质，描绘出农行更灿烂的明天？

　　逆市上市

　　6月10日，继A股过会后，农行顺利通过港交所H股聆讯。6月11日下午4点半召开的农业银行分销商会议上，农行确定了询价和上市的时间表。

　　根据时间表，农行6月17日公布招股意向书，并开始A股路演。18日开始询价，25日确定价格区间。此外，农行要求承销商在7月6日完成申购，确保7月15日A股挂牌。

　　而各方也在积极为农行上市进行各种让道或铺路：央行连续三周向市场净投放3250亿元；证监会核准新发基金400亿元；险资和其他机构资金蓄势待发。更早些，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第一家上市的交行副行长和第二家上市的建行高管出任中投、汇金的主要负责人，被认为管理层为农行做大量的专业人才铺垫，加快中国农业银行上市进程。

　　一切都在有序地跑步前进。然而此时的资本市场与当年工行、中行、建行上市时已经有天壤之别。

　　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2009年天量信贷投放、2010年持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国A股市场低迷，银行股目前的估值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据WIND数据统计，目前14家上市银行加权PE值仅为10.06，PB值2.08。而在2008年市场预期最糟糕之时，银行股PE、PB也仅跌至13.4倍和两倍。

　　因此， 6月4日农行A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融资规模不得不缩水，A+H首发不超过476.47亿股，以目前普遍不高于1.6倍平均市净率(PB)发行，即定价约2.5元，超额配售后融资规模将达209亿美元。

　　“从目前行情看，2.5元肯定发不了，1.9元就不错了。既然高不了，不如低。”有农行内部高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农行为什么一定选择在股市暴跌的时候上市？很多人不理解，包括农行的很多员工也不理解。”农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0年是中国实行发展模式转变的元年，未来的发展将以农村以及县域经济为主，经济增长的亮点不是大城市，而是新农村。农村要真正获得发展机遇，必须有国家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配合。需要极其强大的金融支持，而农行恰是做好各项准备的唯一一家国家级银行。农行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家能够衔接城乡二元结构的大型商业银行，更是国内唯一一家营业网点遍及乡镇的商业银行，是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王牌’。”

　　“可以说，农行选择在这个时候上市体现了中央决心推动城市发展向农村发展、均衡发展‘回流’的决心，体现了农行对中央决心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战略的敏锐感知。”何志成说。

　　至于超低价，上述农行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两个好处，一是盘子小，对大盘有好处。之前市场恐惧农行上市，是恐惧农行高价发行，现在低价发行，上涨空间大。而且便于农行向国家要特殊政策支持。比如可以发内部职工股，这样分红概率大于建行、工行。”

　　刚柔相济的风控高手

　　今年53岁的项俊波是中国金融业从业经历最丰富的银行家，曾先后任职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中国审计署副审计长、中国央行副行长并执掌央行上海总部。

　　2007年7月，项俊波以央行副行长空降至农行担任党委书记兼行长，被认为是再三权衡的选择。据接近项俊波的人士称，项俊波拥有成为顶尖银行家所应拥有的品质，谨慎与大胆改革的精神兼具。这种精神对于农行显得尤为重要。

　　具有深厚审计专业背景的项俊波特别关注农行的风险控制。刚到农行，一组严峻的数据让项俊波感到如芒在背：2006年末，农行不良贷款率23.43%，同年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7.5%。当年末，农行各分支机构出现了243.06亿元违规经营问题，略低于国家开发银行的245.72亿元，居第二。摆在他面前的农行几乎是“沉疴缠身”。

　　2007年11月8日，项俊波宣布在农行内部改革上，率先改革风险管理体制。农行风险管理将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变，由单一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率先改革风险管理体制，是农行做好股改准备工作、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

　　此后，农行内部迅速刮起了一股审计风暴，每一级总分行都派驻了审计人员，同时审计人员又归上级单独一条线管理，通过加大审计力度控制风险。

　　农行内部相关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项俊波是本着将风险控制到极致的态度去做的。上任三年来，农行在内部风险管控方面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的农行大案要案层出不穷，每年的违规、涉案金额都是几百亿元(人民币)，现在农行的操作风险下降很多。”

　　两年后的2009年末，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下降至2.91%，涉农贷款不良率为4%，比当年初下降2.17个百分点。

　　战争火线锻造的刚硬勇气，文学梦想散发的激情和多年审计经历造就的严谨，使得项俊波刚柔相济，这对于顺利操盘“沉疴缠身”的农行重组和上市，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6月4日晚预先披露的农行A股招股文件，财政部和农行设立共管账户即“特别共管基金”，置换8156亿元不良资产，存续时间暂定为15年。这比农行原来预计的十年要长得多。究其因，是农行不良资产的回收情况比较复杂。

　　突破三农金融瓶颈

　　战争对于项俊波来说从来都不陌生，只不过战场从当年的自卫反击战场转移到了资本市场。

　　三年前项俊波赴任农行时，面对“‘三农’金融服务和商业化经营‘水火不容’”的说法，项俊波比喻说：如果在火上加个锅，通过烧火把锅里的水烧开，水火不容便迎刃而解。

　　项俊波相信，这口锅就是“三农金融部”，它能够帮助农业银行走出一条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有机结合的新路。

　　为顺利推进农行重组， 加快上市步伐，项俊波开始大力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试点，并推广到2048个县（市），作为三农金融部的基本经营单元，覆盖了全国97％的国定贫困县、90％的省定贫困县、93％的产粮大县、99％的产棉大县。

　　为适应“三农”金融“短、小、频、急”的特点，项俊波建立了三农金融部信贷政策制度体系，不断扩大县域支行审批权限，下沉信贷决策层次，简化三农和小企业信贷运作流程，把中小企业存货、应收账款、林权、大中型农机具等纳入创新的担保方式中。

　　同时，项俊波进一步在董事会下设立了“‘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深化“三农”的组织架构。2009年1月，农行全面启动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

　　农行人事部一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三农”业务事业部制改革试点，将实行垂直管理、独立核算、单独考核、重心下沉。从总行到支行都相应设置了业务机构，其他中后台部门则采取与城市业务板块实现共享的模式。

　　今年“两会”期间，项俊波用一连串数据展示了农行服务“三农”的亮点，并表示“农行已经初步探索出一条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有机结合的新路”。

　　“2009年，农行实现净利润650亿元，较上年增加135亿元，增长26.3%。资本充足率达到10.07%，不良贷款率2.91％，同比下降1.4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05.37%，同比提高41.8个百分点……”项俊波对这一串数据颇为自豪。

　　“农行获得如此不俗的业绩，得益于在中央关心下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去年积极财政政策下投放的10380亿元信贷。但最令我满意的亮点，在于服务‘三农’所取得的成果。”项俊波说。

　　2009年，农行涉农贷款累计投放9899亿元，农户贷款余额比当年初增长1002亿元，相当于农行过去５年农户贷款投放总和。

　　“特别是，为农户量身打造的惠农卡在解决农民贷款问题上功不可没，使不少农民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项俊波说，截至今年２月底，农行已累计发放惠农卡3578万张，惠及约1．7亿农民，并通过惠农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余额达766亿元。

　　“农行服务‘三农’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项俊波说，“为此，我们因地制宜，在机制、方法和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工作，开发出３万元小额农户贷款到面向农场主的上百万元贷款，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金融需求。”

　　项俊波透露，今年农行计划安排“三农”贷款2600亿元，占全行贷款计划的35％，新增惠农卡3000万张以上，覆盖全国2．5亿农民,农户小额贷款全年增加400亿元以上。“新农村建设向纵深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壮大，县域新型工业化蓬勃发展，农村城镇化方兴未艾，农民收入稳步增加……今后外部环境对发展‘三农’和县域金融市场有利。”项俊波坦言，作为唯一拥有完整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农行服务“三农”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

　　“农行重归三农，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也是迫不得已的现实选择；农行的股改之所以久拖不决，因其定位不明。农行上市许可证是早就拿到的。关键是怎么上？国务院是一定要突出三农，国家必须要有一家能够覆盖城乡二元结构的银行。关键是把三农的问题放到什么高度上？太低肯定不行，太高了，投资者不认可，会认为就是个三农银行，赔钱银行。这就是考验项俊波的平衡性了。”农行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项俊波属于比较强势的人物，在企业内手腕较硬，但很善于处理外部的各级关系。有处理复杂事务的智慧。” 一直在思考三农金融的项俊波日前更提出设立农村金融普惠服务基金。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路演中投资者将向项俊波发问：未来如何处理服务“三农”和商业可持续的关系？如何将三农包装出一个“引人入胜”的卖点？

　　“这是投资者的误解。农行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去。农行现在县级以下的在5000多个网点，全部都在强镇。”何志成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在中国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县域金融业务的发展前景将非常可观。此外，农行并不是单纯做‘三农’业务，在大约2.36万个网点中，有一万多个网点在城市，横跨城乡的农行将会获益于未来中国城乡经济的协同发展。三农一定不是农行的鸡肋。”

　　“农村金融的确是一片蓝海。关键是看农行怎么做，立足农村金融，做得好的话，有望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项俊波表示，农行的核心竞争力和经营特色就在“三农”细分市场和城乡联动上，这是农行未来经营战略转型的主要方向。试点的成功，将推动农行从城市业务同质化竞争向城乡联动差异化竞争转变，横跨城乡的网络有望成为农行上市路演时的最大亮点。

　　拒绝外资战略投资者

　　在2009年初完成股改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提上了项俊波的工作日程，并先后传出与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美国富国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签订战投协议的消息，但均被农行否认。

　　项俊波在引进战投方面尤其慎重。去年11月，项俊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国内的战略投资者是有的，海外的选不选还没有定下来”，并对海外战投提出了三个标准：全球金融危机中受损很小；至少两年内的财务是相当稳健的；在农村金融领域有丰富经验。

　　项俊波希望，战略投资者不仅要进行财务投资，而且还要以合作者身份，与农行分享先进的经营管理、资本运营、风险控制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经验。

　　“这样放眼望去，可供选择的就少了。海外战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都跑了。要找就找最好的，但是金融危机后，你很难说哪家机构是常青树，能配得上战略投资者。”农行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此前最热门的两外资，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及以小额信贷闻名的美国富国银行因危机拖累纷纷出局。

　　“引进战略投资者而非农行一厢情愿所能成。一方面，农行艰难改革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大部分国际大型银行都为自身的资本金短缺发愁。另一方面，股改中随着风险控制等管理机制的完善，农行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需求已不那么强烈。” 曾参与设计了中国银行改革路线的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市场主管合伙人吴卫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再说国家的银行怎么可能都向外资开放？总要保留一家对有所保密的银行吧？可以说农行是综合几方面的因素考虑，吸取了多方面的教训才最终没有引进海外战投，上市前唯一战略投资者是全国社保基金。”上述人士说。

　　曾参与设计了中国银行改革路线的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市场主管合伙人吴卫军认为，这也反映了项俊波的智慧和灵活。“我不认为去国际市场发展是农行的战略，农行将专注中国农村，而不是新西兰农村。所以，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农行改革的计划中就未必是必须的。”

　　农行上市在国内恰遇基金的缺席。作为机构投资者重要的一员，国内部分大型公募基金因《基金法》的条款限制，一些重量级基金公司如华夏基金、中邮基金、交银施罗德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建信基金等无法参与农行认购，涉资规模近3000亿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农行卖个好价钱，对于即将展开路演的项俊波，是一大挑战。

　　当然，正如项俊波所说，上市对农行只是开始，上市不是农行惟一目的，是为了提高农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为包括国有股东和公众投资者在内的所有股东带来回报。

　　但项俊波的抱负并远不止于此，在他的计划中，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农行，似乎正在大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