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股发行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前提下，新股发行市盈却仍远高于二级市场平均市盈，按常理，一级市场打新族以如此超高市盈买入新股，在二级市场根本不可能有获利空间；但事实上打新族仍可在二级市场以更高价格出手，新股上市后的市盈高得出奇，新股不败继续上演。

　　如果新股上市后的超高价格反映的是整个二级市场真实供求关系，那么二级市场其它相对低市盈的老股价格就属于明显低估，新股在二级市场高价面世理应带动其它老股价格随之走高；但现实中却不存在这样的相关关系，甚至还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即市场为维持新股虚高价位，往往是以弃旧迎新为代价。由此可反证，新股上市后的超高价格并非整个二级市场真实供求关系的反映，二级市场处于供求关系局部扭曲状态。

　　新股在上市前一般不为市场所了解，且头上又被承销商赋予各种光环，在二级市场面世后经常受追捧，由此更易扭曲其供求关系，如此形成的二级市场价格自然也是扭曲的价格，这个价格再反馈到一级市场，就是机构敢于放手在新股估值的高限去申购，从而形成新股发行人高价圈钱、打新族照样收获一二级市场的差价暴利、二级市场独自承受新股泡沫破裂风险的反常现象。

　　市场形成逢新必炒惯例，其根源则是市场操纵屡禁不止。基于新股上市后仍将有主力操纵暴炒的预期，炒新族就愿意冒更高的估值风险买入新股，以期将来获得新股暴炒收益的风险补偿，这样的预期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在市场延续。而新股之所以经常被暴炒操纵，关键是二级市场本就有成例可循，整个二级市场本就早已嵌入“操纵”基因，其主要表现是：“股不在好，有庄就灵”，整个二级市场各个股票处于冷热不均状态。股价表现全靠庄家实力说话，即使公司业绩一般，只要庄家实力强悍，同样可将股票打上天；驻扎于各个股票中的主力要么各自为战，要么板块联动，形成市场此起彼伏的热点轮动走势。没庄的股票就如同没娘的孩子，比如高速公路板块即使业绩尚可，但今年表现极差，前期涨幅本就不多，近期大势一跌同样跟跌，几乎跌回到去年低位(个别有强庄驻扎的高速公路股另当别论)。

　　为抑制新股暴炒，深交所实行对异常交易进行监控等严打措施，这开始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有利于纠正或杜绝投机者扭曲市场局部供求关系、扭转市场“逢新必炒”预期。但仅此还不够，新股不允许暴炒和操纵，老股同样不应允许暴炒和操纵，否则市场就显失公平，且只要整个市场的“操纵”病毒基因不除，也随时会给新股染上，毕竟新股更易炮制炒作题材、主力收集炒作筹码相对更加迅速和便捷。

　　要打击市场“操纵”，还需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我国《证券法》没有对“操纵”作出定义，只在第七十七条规定了“禁止的操纵证券市场的手段”，这些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虽对操纵市场行为细化了相关认定标准，包括对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特定价格、特定时段交易等8类市场操纵行为的认定，但并不能覆盖所有操纵行为。

　　比如当前市场出现的板块联动效应，是否属于操纵行为就值得探究。单支个股市盈率奇高、市净率达十倍以上时，人们有理由怀疑其中是否存在操纵行为，但如果整个板块普遍出现这种情况，如前期持续暴涨的有色金属板块，是否整个板块都存在操纵行为，人们似乎就拿不准了。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香港经验，香港《证券条例》规定的市场操纵行为包括：制造虚假交易、制造虚假市场、不涉及实益拥有权转变的证券交易或对冲性交易、流传或散播资料、使用欺诈或欺骗手段、证券价格的限制，等。在《证券条例》第135(2)中的(a)条对“制造虚假市场”的一个定义颇具借鉴意义：“由若干人士彼此勾结，进行集卖和购买，旨在使证券确保某市场价格，但该市价无论就发行该证券的法人资产抑或其利润(包括预期利润)而言，均为不合理者”。如果我们能借用这个规定，只要监管部门有证据确定某支股票市价与该公司的资产抑或其利润(包括预期利润)相比严重不合理、市场处于虚假状态，就可对其是否涉嫌操纵进行立案查处，这将有效规范市场行为。

　　总之，只有投资者对主板市场、中小板甚至包括未来拟推出的创业板都绝了“操纵”念想，才能以投资价值的尺度来衡量公司股票价值，并以此作为投资决策主要依据，市场也才不会对新股或创业板股票高看一眼，新股或创业板股票才能与主板其他老股一样，在市场体现其真实供求关系，主板市场也就不会因恐惧新股上市或推出创业板而暴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