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股市大跌中，市盈率、市净率、企业重置成本、甚至清算价值等估值指标均告失效。市场的安全边际在哪里？行业的价值底线在哪里？也许，我们应基于产业资本对实业投资的前景判断和投资逻辑去窥得一二？

　　以拥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平衡的大局观以及特殊的消息渠道而著称的温州资本则代表了最具活力的民营资本的市场化投资风向。为洞悉温州产业资本动向，《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走进温州，实地深入探析温州资本的运作模式，了解他们对目前房地产、新能源、矿产等行业的最新看法。

　　史 宁

　　蛰伏：游资回归

　　在2008年股市的惨烈下跌中，温州人也不能独善其身，同样损失惨重。用温州市投资协会副秘书长薛梦的话说，“30%就算赔得少了。”

　　“温州资本的获利期望很高，风险承受能力也很强，有认赌服输的魄力。损失少一点的温州人是因为有壮士断臂的勇气，他们在风险控制意识和止损的执行上都与众不同。”薛梦表示。

　　较之股市，在其他投资领域，温州资本则游刃有余。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奥运会前，温州资本在北京房地产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奥运会后，温州人意识到了经济的不景气，及时从北京房地产市场撤出450亿元资本。

　　此后至今，温州资本没有在实业领域有集体性举动。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认为，目前温州数千亿元民间资本有强烈的投资冲动，但相比以前，多了些理性。他们在投资方向上并不集中，许多都还在观望。

　　可以印证的是，截至2008年三季度末，温州市民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余额首次超过2000亿元，人均储蓄额达26108元，比年初猛增19.53%。这种资本回流也曾在2004年和2006年发生过，而此次回流的规模远超以往。

　　对此，温州长宁企业董事长邱国宁认为，每年年底到春节期间，温州资本都会出现回流，因为很多民间借贷都要在这一期间进行年终结算。

　　但邱国宁也承认，经济形势不好让大部分温州资本裹足不前。

　　事实上，温州资本的回流不仅来自于游资，也来自于温州本地的传统制造业。早在全球金融风暴来临之前，温州企业就已感受到了危机——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的打击下，温州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困境，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

　　熊伙荣是温州金可光学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前期的反倾销、出口退税下调、人民币升值、拖延付款等让他无心经营眼镜主业，而将大部分时间用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温州欣鑫服装厂老板郭树良则干脆在一处分厂关闭后将地皮转让，加上从其他地方撤出的资金，手里闲置资金达到4000多万元。

　　与郭树良情况类似的温州人不在少数。近期以来，温州当地报纸上有关厂房转让和出租的信息中，大多是服装、鞋业、轻工、电子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

　　但“逃离”是为寻找更好的投资项目，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温州民间资本也正在重新集聚力量。

　　据周德文介绍，目前温州本地民间资本已经超过3000亿元，外流到全国各地的约有3000亿元左右。这笔总额高达6000亿元的庞大资本多年来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实业投资、民间借贷，以及投机炒作等活动。如果新的投资机会明朗，观望中的资本就会马上出笼。

　　运作：“右侧交易”

　　日前，有来自甘肃的朋友找到周德文，表示要在温州定居，跟温州人学投资。其实，温州资本早已成为民间投资的风向标。

　　令周德文印象深刻的是，温州资本几乎屡战屡胜，在每一个实业投资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炒到哪儿，哪儿的市场就能一下火爆起来”，周德文向《证券市场周刊》展示了几年来温州资本的投资路线图。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共157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三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5000多万元现金砸向上海楼市。温州资本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

　　此后几年时间里，约2000亿元温州的资金投向各地房地产，其中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1000亿元。此外，温州资本还先后大举进入了杭州、青岛、重庆、沈阳等城市。2003年，随着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温州资本开始逐步撤离。

　　在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同时，温州资本也进入了能源领域。2001年，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温州人扎推山西炒“黑金”，携400亿元资金穿梭于山西。据悉，当时山西60%的中小煤矿都掌握在温州人手中。2004年底，安全大整治、资源整合和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的出台令小煤矿举步维艰，温州资本从煤矿中退出。

　　2003年，看准了电力的紧缺，温州人携巨资进入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区，投入资本约几十亿元。温州人的经济账是：小水电站工期短，发电成本低。有库容的小水电站，每千瓦装机容量的水电站需投资1万元左右，没有库容的，只需5000元左右。投资2000万元即可修建一个水电站，年投资回报可达23%。一般情况下，约6、7年就可收回成本。

　　还是2003年，棉花市场收购价放开，超过30亿元的温州资金进入新疆棉花市场，新疆棉花价格一路飙升。温州资本于第二年获利退出。

　　2007年，随着石油价格不断攀升，温州资金又大量进军中国西部及海外油井。据悉，温州人在新疆控制了约120口油井，以每口井至少需要投资150万元计算，投资额在18亿元以上，再加上后续加工的炼油设备等投资，投资总额超过50亿元。

　　从温州资本的投资路径可以看出，他们是买涨不买跌的“右侧交易者”，温州人能够敏感地觉察到政策变动引发投资机遇，或者市场供需、价格趋势发生的变化，并果敢地抢先采取行动。

　　操盘：“蚂蚁经济”

　　温州是典型的全民创业，温州人普遍具有坚韧的性格，很多人都不甘心给人打工，而是千方百计做老板，哪怕投资、创业失败“再重操旧业弹棉花”也义无反顾。

　　据了解，目前温州755万人口中，有16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有40多万人在海外创业。在中国版图之中，很难找到与此同样的商业人口结构。他们的成功是不断与命运抗争的结果，即使积累了很多财富，仍勤奋依旧。

　　“最近有什么投资机会没有？”这是邱国宁的问候语。这种“项目饥渴症”在温州老板中具有普遍性。

　　其实，现在的温州资本并不缺乏项目，身为商会会长的周德文很忙。据其介绍，每天都有外地政府、企业到温州进行项目推介，以中、西部地区为多，每年总共有1200多批次的招商引资活动。

　　目前，周德文并没有出手投资，而是四处进行项目考察，伺机而动。

　　周德文另一个身份是新商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并不影响周德文将好的项目推介给身边的朋友。因为温州人很抱团，愿意将好项目与人分享。在温州老板间流传着一句话：“一个人赚钱不算本事，大家一起赚钱才是真本事”。

　　虽然资本是分散的，但温州却形成了一种非常灵活的民间机制，周德文将这种机制称为“蚂蚁经济”——一旦找准事物，大蚁群随后就过来，资本可以迅速地围绕着利润和商机积聚起来。

　　除了朋友之间互相推介，周德文认为商会是资本积聚的一个核心。温州人到了哪里就在当地组建自己的商会，哪有好项目，商会一号召，资本马上积聚，而且商会与商会之间也会互通有无。据了解，具有这种投资组织功能的商会、协会、投资俱乐部在温州有几千家。而周德文挂帅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现有1000多家会员。

　　虽然项目不计其数，但难得的是温州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温州人对市场和国家政策研究比较透，不适宜投资的时候会不惜代价退出，及时规避风险。

　　对宏观方面的判断，温州人得天独厚。由于普遍从事加工贸易，订单的景气程度在温州老板间传播。长期的民间融资环境让他们相互间知根知底，老板们有足够的动力去相互了解经营状况或是自我推介信用程度。市场中的温州人感同身受，可以第一时间从订单变化中透析先机，也会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作出判断。

　　有调查显示，在可多选的情况下，有73.3%的温州投资者选择在作出投资决策时主要凭自己的感觉，根据金融机构咨询信息作出决策的为40%，根据朋友意见为34.7%，根据电视财经节目信息为18.7%，根据财经报刊信息为16%，根据网络信息为10.7%。

　　商机：政策变迁

　　靠近市场并不代表远离政策，温州人懂得怎样迎合政策风向去投资。

　　温州老板们非常注意观察中央一级的政治风向，善于跟随变化。温州最高级的党政机关报《温州日报》是不靠国家机关征订，完全靠自身发行就能有较好收入的党报。有专家分析，中国民营资本出生的软环境是不理想的，以往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造就了民营资本对政策的高度敏感性。

　　作为浙江投资团的发起人、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曾带领60余名浙商精英北上投资，他比较热衷在政策变化中寻觅商机。2006年，他就在一片房价唱跌声中嗅到了商业地产的机遇。

　　从2005年政府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以来，陈俊就养成了揣摩政策意图的习惯，凡遇重大政策出台，都要从头“过”上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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