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改变当前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者的能力，扩大监管视野，对中国的离岸金融和离岸上市企业也要负起监督职责，避免离岸金融风险由外至内渗透进来。

　　要改变监管机制，就应该让证监会的监督职能更加独立，让其脱离官本位，全心全意地执行监督职能，将审批职能分离出来，避免王益、王小石等事件接二连三。

　　另外，随着我国金融混业和金融控股的发展，分业监管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金融现状。“五龙治水”的多头管理格局和不同的监管标准，使得我国金融风险不断滋生和风险割裂，一旦发生危机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实施协调、统一和分类的监管体制迫在眉睫。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已经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此，股市改革单从市场结构、游戏规则上下工夫是不够的，应该从体制根源上去着手改革，否则各大利益集团的约束和把持，会使得中国股市很难前进。

　　同时，还要避免行政监管力量的过度渗透和过度干涉，深交所近期的报告明确指出，市场造假成风、市场混乱与监管不力、权力过度渗透息息相关，所以减少权力寻租是净化股市空气和市场执行“三公”原则的关键之举。

　　显然，在当下提高监管水平，依法治市，严格查处造假、内幕交易、权力寻租等违规和腐败行为也刻不容缓。

　　第三，应该从完善市场功能的角度去治理股市，而非动用政府资金人为托市、人造牛市。应该及早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否则单边上扬的股市始终是一条腿走路，一个功能“不健全”的市场渴求“维稳”，无异于缘木求鱼。

　　自中国股市暴跌以来，监管者发布的实质性利好屈指可数，如“大小非减持管理新办法”、降低印花税，以及刚刚公布的“大小非减持情况按月披露”，都仅仅只是让有漏洞的制度来修补规则而已，而其他类似“通信”、“社论”等引导舆论的行为，都是拿不到台面上的信号暗示，作用有限。

　　对于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和发展创业板市场等完善市场功能的举措，却一直遥遥无期，管理层始终在寻找和博弈合适的时机，可是市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时刻都在应付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很难有尽善尽美的时机，管理层应该及早走出时机悖论的怪圈，应该拿出魄力和大智慧来完善市场功能，以利长远。

　　比如，在市场萎靡、信心不足之际推出这些举措，有人担心会分流股市资金，会给市场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若在股市行情启动后、牛市半途中推出，或许又有人说这会断送来之不易的牛市，是给牛市添乱；若在股指处于高位之际推出这些功能，又有人担心此举会成为熊市的导火索和罪魁祸首；若在暴跌途中推，成功率几乎为零。这几种市场情形几乎囊括了牛熊周期，没有一个是合适的时机。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法令和制度改革大都是在危机事件爆发之后果断进行，及时进行亡羊补牢，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来化解阻碍，避免制度漏洞造成的弊端周而复始地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在目前股市问题彻底暴露、市场做空的动能开始缓和之际，进行制度改革是最佳的时机。尤其是在做多空间远远大于做空空间之际，推出融资融券功能效果甚好(前提是监管到位)，其融资做多的意愿和安全系数远远大于融券做空的可能，如果再错过这样的时机，等股市涨起来之后再推，抉择的困难度更大。

　　第四，及早推出创业板和债券市场，改变“抓大放小”的宏观管理策略，减少国有垄断型的大企业上市圈钱，鼓励技术创新类的小企业做强做大，以分散微观经济层面中的结构风险。

　　在目前货币政策紧缩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严重挑战，如果不能依靠资本市场给予资金支持和资源重新配置，那么中国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出现“硬着陆”，会有一大批企业因资金匮乏而猝死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半途中。就必然会出现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关闭和民间“高利贷”盛行，其实这就是市场缺乏中小企业融资和规避风险的场所所致。

　　第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及早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积极协调一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避免一级市场过度投机炒作，防止二级市场“空壳化”。

    新浪声明：本版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