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现有医改方案的争论

　　理论界对医改方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公益性实现的路径选择、政府与市场以及公立机构与非公立机构的关系、指导思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的一致性、医改实施的组织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思路或表述模糊不清，甚至前后矛盾的问题。具体为：

　　一是在实现医疗卫生公益性的主要路径选择方面，《意见》多次提出政府的卫生投入要兼顾供给方和需求方，即所谓的既“补供方”也“补需方”，更具体地说就是，既要加大对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的投入，同时也要增加对医疗保险(主要是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以及医疗救助)基金的投入，但没有明确具体偏重哪一方，且在两方面均增加投入的机制原理是什么没有清晰。

　　我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如果采取全民医保模式(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三种医保模式)，在扩大其覆盖面并改善其付费机制的基础上，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而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包括放松民间资金准入(或直接投资或参与公立医疗机构改革)来解决，国家则主要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或购买社会资金不愿意投入的地方，例如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的公立医疗机构，这更有助于保持和增强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二是在政府与市场以及公立与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关系方面，《意见》多次强调政府和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市场与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辅。理论界认为这样的表述过于笼统，很容易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忽视市场机制在一般性医疗服务领域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有歧视民办医疗机构之嫌。

　　我们参考在政府税收主导的医疗卫生保健的国家，可以发现，其医疗机构大多数由民间投资举办为主，政府主要通过购买其服务来实现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而即便是私营的医疗保险组织(政府对参保者没有任何补贴)，对其参保者而言，提供的也是一种公益性服务。而《意见》中所力推的医疗保险皆采取的是公立的模式，如果要求这些公立保险机构借助私立医疗保险的管理方式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的付费方式，那么，作为其服务购买对象的医疗机构而言，就无所谓公立和私立的主次之分了。

　　三是在“以药养医”方面表述模糊。“以药养医”是中国现有医疗体制的必然产物，其弊端和危害性非常之大。但《意见》对“以药养医”如何解决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笼统地用“收支两条线”作为过渡方案。实际上，“收支两条线”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而是存在若干年了，在小范围内一直试点，但试点效果并不理想，故而能否大规模推广还须要观察。而且《意见》还有把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建立在健全药品供应体系的建议中，认为建立基本药物的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统一价格和强制使用可以部份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这是忽略了现有药品供应体系业已形成的市场格局，也忽视了绝大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者都是受市场竞争机制调节的营利性企业的基本事实，其实际效果可能很难理想。

　　四、普药、中成药和医疗器械是医改的最大受益者

　　新纳入医保的群体，其共同特点是收入低，消费能力不足。故只能是疗效确切、价格低廉经过长期使用安全有效的普药和中药。而这一块又通过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来保证供应。尤其是农村居民由于收入较低，生病后如果医治，就会出现“因病致贫”的局面，在没有纳入医保前，即使有病也不会产生实际医疗消费需求，当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后，这些居民由于人口庞大，将对普药产生爆发性的需求。

　　此外，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在此前投入不足，必须对其相关常规设备进行投入后方可运营。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数量大，故而对相关的医疗器械需求会比较大。

　　从而给国内医疗器械类上市公司带来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我们仍然认为普药、中成药和医疗器械仍然是医改的最大受益者。

　　五、或有风险：地方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积极性不足

　　国家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内GDP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而出台的。显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GDP的增长仍然是考量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因素。但投资铁路、公路和基本设施相对更容易拉动GDP增长，而涉及低收入家庭、农村、医保方面的投资，对GDP的拉动效应就不显著。故而地方政府对于民生方面的投入积极性不高，加上很多中西部地方政府收入少，债务多，民生领域改革进展缓慢。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大部分由中央政府出手，地方政府对这类投入始终没有搞建设那般有热情。这或许是影响明年医改及医疗投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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