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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华莘，DWS大中华基金经理，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公司无关。)

　　近年来，声称中国经济“不平衡”已成为媒体上的陈词滥调。权威人士口径一致得宣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严重不平衡的和存在根本性缺陷的。甚至中国的高层决策者也在某种程度上纵容这种观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曾讲过一段著名的论断：中国经济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担心一直伴随着该国经济优势地位的快速扩张而不断增长。这点从世界主流媒体发布的中国经济“失衡”的文章数量就可以看出。根据BuswBarrons 的统计数据，在1993年到2004年间，主流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报道大约在每年100篇左右，而在过去的八年间，同类题材的文章或者专题报道的数量达到了年均300篇左右。我认为，现有经济模式“惊人的不平衡”并不需要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来指出。稍微具有经济常识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迅速下降到不足35%。如此低的消费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前所未见的。与之相对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快速增长。这种“消费-投资比例不平衡”则被定义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致命缺陷。

　　然而，在所有末日预言的笼罩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却远远好于大多数其他主要经济体或者国家。常识表明，如果中国经济确实处于一个危险的不平衡状态，那么在无数次的外部风波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早已体无完肤。换句话说，现实并没有支持 – “中国经济处于危险的不平衡”-- 这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在我看来，一个完美的“平衡”经济只存在于经济学的实验室和教科书里。在现实世界中，一个经济体系是动态的、永远不会停留在平衡状态。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中国经济必然要在过度与不足之间摆动，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和矛盾。尽管如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想表达的个人观点是：一些分析家甚至中国政府片面夸大经济结构“失衡”的被认知程度。过低的私人消费和过高的资本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统计数字的“幻觉”和经济发展曲线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结合物而已。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实际上要比现下流行的观点更具有灵活性，也更有可持续性。有鉴于此，下文将重点在家庭消费、消费结构、医疗保健和住房消费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和经验分析，以便讨论。

　　(一)、社会消费。从表面上看，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家庭消费仅仅占GDP的35%，这比起美国的71%显然是太低了。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消费泡沫”模式很难是一个标准样板，因为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消费/ GDP比率大都在50-60%之间，而美国和中国则是两个极端的个案。对于资深的中国观察家们来讲，消费份额在中国经济中占比极低的现实，显然无法和中国消费行业的蓬勃增长以及在华经营的西方消费品公司的惊人增长，来做匹配比较。包括汽车、家具、电器和服装等所有主要消费项目的零售业销货额在过去十年均出现大幅增长。其中，汽车销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上涨了近10倍。汽车销售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0.4%，大幅增长到去年的4.5%。在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当中，汽车销售均被视为消费领域的关键晴雨表。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却出现汽车和其他消费品销售的大规模繁荣和家庭消费在过去十年中份额不断下降的奇怪组合。这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常识判断。

　　(二)、消费结构。紧接上文的观察，我们分析一下家庭消费的细节，并和其他国家相比，以找到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消费/GDP比例如此奇怪得低的一些重要线索。附表显示了中美两国在家庭主要消费项目的比重。这些项目大致可分为三个组类。首先是“必需消费品”，其中包括食品，服装和交通运输以及电信设备和服务的开支。有趣的是，尽管中美两国的消费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必需品”消费占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是相同的。中国和美国家庭在食品上的花费约为GDP的10%、服装为3 %、交通和电信服务为4%左右。

　　第二类是“可选消费品”，其中包括家庭用品、设备及服务，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以及金融和保险服务。这些项目下的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10.7%，大幅低于美国家庭的21.5%。这是一个显然但合理的不同之处。因为总体来讲，贫穷国家的家庭通常在可选消费品的支出上要比富裕国家的家庭要少。例如，普通中国家庭在汽车，大型家电和海外旅行等方面的负担能力要比比美国家庭低得多。因此，在可选消费项目上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较小是合理的。以汽车为例，尽管汽车销售实现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大约是每千人60台车，而美国几乎是人均1台车。因此在美国，汽油和汽车维修等与汽车相关的费用肯定是较大的家庭支出项目，同时也成为GD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理，与近百年的美国历史相比，现代金融保险业仅仅在二十年前才开始在中国出现。这些行业和可提供的产品服务根本没有发展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考虑到中国的发展水平，“必需消费”和“可选消费”商品和服务占中国家庭支出的比例(对比其他国家)较低，是相对合理的。

　　(三)、医疗保健。第三类家庭消费项目，包括医疗保健和住房相关的支出。这两个是最大的美国家庭单个消费项目，但它们在中国家庭消费中占比相对较小。虽然有悖直觉，我认为这个区别在本质上说明了两国在家庭消费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若干被大多数评论家和分析师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在医疗保健方面，作为家庭消费最大的单一项目，美国家庭在医疗服务和药品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4.3%，而其在中国家庭支出的比例仅为4.8%。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医疗花费比例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完善程度，而不是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另外，即使处于可比的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国与国之间在医疗保健支出方面也可能不同，比如：美国的医疗保健支出为GDP的18%；德国和法国为12%，英国和日本为10%，而韩国为8%。但不管怎么比较，中国4.8%的医疗保健消费/GDP比例在全球属于比较低的水准。在世界银行(微博)跟踪评比的187国家当中，中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名列150。

　　此外，中国的官方数字表明，医疗保健支出总额虽然已从1990年的4% GDP增至目前的4.8%，但在这方面的家庭现金支出仍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5%，几乎维持不变。在过去二十年积极实行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个数字看起来低的令人可疑。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多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从需要大量财政补贴的““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医疗保健制度。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落后的社会保障网络和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一直是中国家庭保持高水平预防性储蓄背后的重要原因。显然，官方数字未能捕捉到中国家庭在医疗保健开支方面的真实画面。

　　我认为，有理由怀疑中国官方的医疗保健开支数据被严重低估了。即使官方数字是准确的，一个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很低也主要是由于该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强迫中国家庭在医疗保健方面增加支出，并希望以此带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想法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四)、住房消费。在房屋支出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是同样引人注目。美国家庭花的住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8%，而中国的比例只有0.9%。两国之间的差距就占GDP的10%。跨国家的比较也表明，中国的家庭部门对房屋的花费占GDP的份额非常低。在大多数国家，家庭部门的住房消费支出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0-20%， 而0.9%的支出份额让中国成为一个特例。

　　从统计数字上看，与住房相关的家庭支出包括房租费用。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住房拥有率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因此在估算家庭住房开支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测算拥有自住房屋的家庭的“估算租金”。因此，住房支出不仅包括为租客家庭测估算费用，也包括为业主家庭估算租金。在美国，估算租金大约占住房消费总体支出的近80%。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的家庭部门的住房相关的经常性支出占GDP的比重与20年前相比基本不变，这显然与经济和社会现实脱节。与医疗保健方面类似，20年前，大多数中国家庭在旧的社会主义国家住房制度下，享受着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住房补贴，因此与房租相关的支出几乎为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住房制度经历了重大改革。城镇居民家庭以极小的成本从国家那里购买了他们自己的住所，从而导致住房拥有率有了一次跳跃性的提高。显然，中国家庭在住房相关方面的统计数据明显忽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时刻。

　　简而言之，即便中国官方统计局声称，“估算租金”已经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测算中，但上述的“住房改制成本”的数据要么被官方的消息来源完全忽略，要么被严重低估。鉴于实行房屋制度改革之后，中国有着非常高的住房拥有率，以及主要城市租金的快速增长和大多数中国家庭的住宅质量得到显著改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估算租金”应该在家庭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一个更大的份额。借助其他国家的经验数据，我们怀疑中国家庭在住房消费支出方面的份额至少被低估了10-12%左右。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大大降低中国家庭消费在总体经济中的比重过低的担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医疗保健和住房消费 (大多数国家的家庭支出中最大的两个项目)在中国经济中有着不切实际的极低比例。我们怀疑，“估算租金”没有被包括在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数字里。另外，医疗保健支出，特别是中国家庭部门的现金费用也被大幅低估了。两项合计，那么“丢失”的部分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15%。这种“数字幻觉”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 中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非常低， 或者为什么中国经济显然是 “不平衡”的。2)目前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中国家庭消费在官方消息报道中被低估了。可行的解释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而该国的统计系统则一直未能跟上不同行业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在医疗和住房方面。将来，我们很可能看到官方数字将根据国际报告标准不断做出修正，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现实。3) 此外，由于“丢失”的那部分家庭消费，中国GDP的规模可能被低估。不过，这样的分析无法直接得出结论。而且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报告的编制方法，更显而易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总支出可能被高估。最后，考虑到中国仍然有着较大的经常帐户盈余的现实，该国的储蓄率仍然比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要高。然而，这是中国的祸根，而不是福音。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仍然处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国内储蓄是积累资本存量和提高生产力的一个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