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专访系列】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回归二十年来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市场上中、外资金融机构之间实力意外地出现了颠覆性改变。彭博社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专题报道以《Chinese Giants Are Taking Over Hong Kong》为题，称中资巨头已经“接管”全球最大市场之一香港，并举建设银行（旗下建银国际）及海通证券（旗下海通国际）等中资投行为例，二十年前两家企业还未出现在香港市场，但今天已经成为新股（IPO）包销龙头。在二十年前几乎没有涉足的债券市场上，中资机构今天也纷纷位居前列。专题中更直指”Bye-Bye， Western Bank Dominance”（再见了，外资银行的统治）。
从今日起，新浪财经一连三期独家专访香港中资金融机构顶尖代表人物，回忆、讲述他们二十年的香港记忆与创业感悟。
与大多数中资机构领导人相比，国泰君安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阎峰是业界登陆香港市场的“先行者”。从1993年君安证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开始，他成为了最早期一批深港跨境工作的人士。
国泰君安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阎峰“回归的时候，我来香港已经四年了，但是在交接仪式上看到英国的军乐队演奏，感觉还是非常新鲜。”他回忆回归前在港生活、工作都很艰难，因为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 “到了国家把香港定位为人民币结算中心，香港才真正跟中国内地融合。”
1993-1995年，母公司向香港公司注资3198万港元，这也是国泰君安香港公司的全部家底，此后直至今日再未从总公司获得过增资。近乎“白手起家”的国泰君安国际2016年收入达到25.2亿港元，当年纯利为9.7亿港元，2016年底总资产超过450亿港元。
风险管理：血的教训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我们损失惨重。到1999年，香港公司其实是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阎峰1993年加入君安证券香港，但因为缺乏资源，香港公司难以与外资、本地券商竞争，此后多年公司在香港金融市场上一直如同一个“边缘人”。1999年，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为国泰君安，阎峰随之被委以在香港领导国泰君安国际的重任。
“这二十多年，我总结的经验，中资机构来到这边要重视的是风险管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阎峰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之后，国泰君安国际决定不再做自营投资，在2000年-2001年B股开放时，公司在市场高位卖掉了持有的B股；随后在港交所上市时，也高价卖掉了所持港交所股权。
“其实我本人过去在深圳工作，就是做A股自营投资的，亲历了太多机会，也目睹了太多风险”。他感慨，“很多中资券商是2005-2006年才来的，到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第一次得到‘风险提示’，但我已经看了很多次了。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IT泡沫，2001年911事件，2003年SARS……”。
阎峰指出，现在很多中资机构对于投资十分积极，未必意识到其中风险，“比如债券，很多人觉得是低风险的。其实只是表面上低风险，如果加了杠杆就成高风险了；投资级债风险比较小，而垃圾债风险就非常大。这些业务做起来很蓬勃，但一旦收不住手，风险会很大。比如不少券商自己投资债券，收益率10-15%的，看起来利息很高，三五年后违约了，本金都没有了。”
从大牛市的2015年到“黑天鹅之年”2016年，国泰君安国际成为香港中资券商业界唯一维持收入和利润增长的公司。“我们有长远打算，不急功近利，不赌博，我们把要把公司打造成稳定增长的证券企业”，阎峰指出，有些业务越是经济低迷的时候反而越有机会，比如2016年公司做了很多财富管理业务，协助客户去理性投资一些优质资产，避免高风险的投资，对冲了其他业务增长放缓甚至下滑造成的负面因素，在同业面临业绩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保持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
“我是个很沧桑的人了，眼看着百富勤、雷曼、贝尔斯登倒下，而我的朋友们就在里面工作。这些经历没有亲身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2015年牛市我都没有激动过，很清楚那些暴涨都是纸面富贵，过眼烟云”。
国际化探索：在香港成功缘于文化融合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香港后，母公司发力“国际化”，送大量员工到海外学习，“1997年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分支机构，当时还正准备收购一家韩国券商”，阎峰记得。“到了1999年前后， 我们发现这些国际化探索完全不现实，根本没有赚钱的，每年都在亏钱”。
从2000年阎峰主管国泰君安国际开始，他将美、加、澳的海外各分支机构全部裁撤掉，集中精力发展香港市场，2010年，国泰君安国际在没有收购任何本地机构的情况下，通过IPO成为香港主板上市券商。2015年，国泰君安国际开始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并确立了以亚太地区为重心的发展策略。
“我感觉金融机构其实人文因素比较多，不像制造业，有产品可以拿去给别人看，因此做金融文化融合是更重要的”，阎峰认为，香港文化与中国内地接近，公司在香港比较成功是靠文化的融合，“比如我本人是完完全全融入香港了，这个行业需要一个文化的融合”。他认为，这也是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拓展很难打开局面的重要原因。
香港地位：两岸四地交易所合并竞争力更强
回归二十年来，香港经济体量占中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小，但阎峰认为，这并不代表香港的地位被弱化。“我们来对比分析，香港经济占中国比重是低了，但美国和中国三十年以前GDP比例更和现在完全不同，日本和中国GDP比例也是”，阎峰认为，香港起步是由于中国的封闭，但是香港的发展却是靠中国的开放，中国发展香港才有希望。
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中，阎峰认为香港地位将越来越强，“正因为金融是人文的，是一个很讲究文化、法律、思维习惯的行业”。他回忆近期证券业界跟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吃饭，无论用普通话、粤语、英语都交流无碍，“香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你说什么话，爱吃西餐中餐，都能生活很好”。
他认为香港的制度和文化，能吸引更国际化、各式各样的人来香港，未来只要与内地好好融合，香港会越来越强。“地球上按24小时分三个区，就应该有三个金融中心，一个亚洲区的就在香港，一个欧洲区就在伦敦，还有一个美洲区就是纽约”，阎峰认为，未来香港作为亚洲最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应当与上海、深圳，乃至台湾的交易所都互联互通，理想情况下四个交易所应当合并，成为大中华区交易所，那将具有最强大的竞争力。（新浪财经彭琳 发自香港）
以下为专访实录：
新浪财经：国泰君安（君安证券）是内地券商最早在香港“拓荒”的前辈之一，1993年就在香港展开业务。您来到香港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感受？
阎峰：国泰君安来香港是1993年11月，当时叫君安证券，差不多是中资企业中最早过来的。当时来香港的还有申银万国的前身万国证券，他们收购了香港的王氏集团。1993年至1995年国泰君安母公司给香港公司注资了3198万港币。1993年这边公司刚成立时，主要是做B股，万科的B股当时是国泰君安做的，之后逐步发展经纪、投行业务。
我1992年加入君安证券，1999年成为国泰君安国际负责人。刚开始在香港发展业务的时候都很着急，做了两单后发现基本没什么生意。当时君安在香港没有本地券商那些资源，就做了很多自营投资，就是股票买卖。市场一度很疯狂，但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我们损失很惨重，到1999年（君安与国泰合并为国泰君安时）这边是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
新浪财经：亚洲金融风暴你们损失惨重，那风暴前的1997年香港回归时，您记得您在做什么吗？对于香港回归有什么看法和感受？当时公司的海外发展情况是怎么样？
阎峰：回归的那天我人在深圳。当时我已经办单程证来香港了，但是跟香港本地人其实接触并不多。回归时我在看电视，看到交接仪式上英国的军乐队那些，感觉还是非常新鲜。从来香港到那时已经四年，但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当时的君安证券已经很国际化，不但送了很多人出海学习，而且1997年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分支机构，当时正准备收购一家韩国券商。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韩国券商的投资价值很高，
但是这些国际化的探索，后来我们发现完全不现实。1999年我来之后全撤掉了，根本没有赚钱的，每年都在送钱，（因此决定把）三个点全部撤掉，集中精力来发展香港市场。我感觉金融机构其实人文因素比较多，不像制造业，有产品可以拿去给别人看。做金融文化融合是更重要的，我们在香港比较成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比如我本人是完完全全融入香港了。这个行业需要一个文化的融合。
新浪财经：与很多中资同行相比，国泰君安国际在香港发展的时间长很多，接近25年了，经历了很多市场起伏，在香港市场上学习到最重要的是什么？
阎峰：这二十多年，我总结的经验，中资机构来到这边要重视的是风险管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次损失惨重的经验，我们对海外收购就很慎重了，也坚持不再做自营投资，其实我本人过去在深圳工作时就是做自营投资的。我们把握了两个机会，一次在2000年-2001年B股开放给国际投资者，我们在高价卖掉了持有的股票；第二次是港交所上市，我们也在高价卖掉了股权。
很多中资券商是2005-2006年来的，到2007-2008年第一次得到“风险提示”，但我已经看了很多次了。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IT泡沫，2001年911事件，2003年SARS……
现在很多人（中资机构）都很积极做投资。比如债券，很多人觉得是低风险的，其实只是表面上低风险，如果加了杠杆就成高风险了，而且投资级债风险比较小，垃圾债风险就非常大。这些业务做起来很蓬勃，但一旦收不住手，风险会很大。比如不少券商自己投资债券，收益率10-15%的，看起来利息很高，三五年后违约了，本金都没有了。
从2015年（牛市）到2016年，我们是香港唯一一家收入还在增长的中资券商，因为我们有长远打算，不急功近利，不赌博，我们把要把这行做成稳定增长的。投行除了做融资、经纪之外还有很多业务，我们现在还有保险经纪的业务，有外汇和FICC（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有些业务越是经济低迷的时候反而越有机会，比如2016年我们主要是做了很多财富管理，避免了高风险的投资，弥补了其他业务的损失。
市场不好的时候客户就比较理性，我们会寻找一些优质债券，加一点点杠杆，比如5%就够了。我们评级高，资金成本比别人低，而且我们不做高风险业务，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国泰君安国际是这样一只股票，股市大涨的时候我们不会涨那么多，但股市跌的时候我们还是增长。我们自己定位在“金融服务商”，我们的股票其实可以归入避险类，所以同行PB都是一倍多，我们有2.2倍。
其实我是个很沧桑的人了，眼看着百富勤、雷曼、贝尔斯登倒下，我的朋友们就在里面工作，这些没有亲身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2015年牛市我都没有激动过，都是纸面富贵，过眼烟云。
新浪财经：你认为香港市场在回归二十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阎峰：刚来香港时，香港人连普通话都听不懂，我们工作条件也很差，当时我感觉跟国内完全是两回事，回归前完全没有融合的感觉。20年下来，语言上、业务上都有很大的融合，尤其你看在“一带一路”倡议时香港的反应很积极，刚回归那时连国内五年规划香港都不参与。到了国内把香港定位人民币结算中心，资产管理中心，香港市场才真正和中国内地融合。
新浪财经：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过往的国内外桥梁作用，二十年后很多人认为香港地位下降了，您认为香港今天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哪里？跟竞争对手譬如新加坡这类金融中心相比，有什么优势？
阎峰：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来对比分析，香港经济占中国比重是低了，但美国和中国三十年以前GDP比例更和现在完全不同，日本和中国GDP比例也是，这不代表香港就没作用了。香港起步是靠中国的封闭，但是香港的发展却是靠中国的开放，中国一定要发展，香港才有希望。在中国的开放中不管是贸易、港口，进出口业务，过去香港都作为窗口，语言，体制都不一样。但现在大门打开了，谁还跳窗户啊？
但是现在是金融的改革开放，我认为金融改革开放后，香港地位会越来越强。因为金融是人文的，是一个很讲究文化、法律、思维习惯的行业。前几天我们证券业跟侯任特首林郑月娥开会，用英语提问她用英语回答，普通话提问她用普通话回答，粤语提问她用粤语回答。香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你说什么话，爱吃西餐中餐，都能生活很好。香港法律、会计等方面都很强大，法律基础也跟内地不一样，吸引了一些更国际化的，各种各样的人来香港。中国越开放，香港越强，但香港一定要和中国融合起来。
新加坡是一个夹缝生存的地方，它竞争力很强，是因为它危机意识比较强。新加坡近年来有机会的原因是香港出现泛政治化。但其实地球上按24小时分三个区，就应该有三个金融中心，一个亚洲区的就在香港，一个欧洲区就在伦敦，还有一个美洲区就是纽约。未来香港这个中心应当统领着四个地方，和上海、深圳，包括台湾，四个交易所都应该合并。
新浪财经：刚刚谈到了两岸四地未来应当全部互联互通，对于互联互通你有怎样的期待？
阎峰： 第一要把我们的市场净化，老千股、骗人的必须严肃处理，要把市场开放，有前途的人在这个市场上都应该机会。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这个币种要充分体现出定价权，这个市场就有机会。互联互通是必然的，未来这个社会是共享经济，共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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