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婕 上海报道

　　11月13日，带着上海今冬第一场强降温的寒意，表情凝重的张汝京走进了浦东新区的一个茶馆。处于“风暴”中心的他看起来比以往更加苍老。在与记者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61岁的老人在谈及中芯国际的创业历程时仍然动情。他强调，离职是自己的选择，他对董事会没有任何怨恨。

　　谈及与台积电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张汝京用“筋疲力尽”来形容。事实上，这起官司本来会有一个不同结局，至少在宣判六周前，局势仍在张汝京掌控内。

　　“我一直主张和解，这对双方都有利。当时跟台积电已经初步达成协议，谈好的条件对中芯国际远比现在好得多。”张汝京说。

　　然而，因为双方律师始终无法在细节条款上达成一致，中芯国际的代理律师认为，己方证据充分胜算把握很大，所以坚持要打到最后。正是这个坚持，让中芯国际受到重创。

　　律师误判

　　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阿拉米达县地方高等法院判定中芯国际窃取并使用台积电商业机密。

　　根据美国法院在CVN(courtroom view network)网络上提供的庭审录像片段，双方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激辩。台积电代理律师指责中芯国际违反了2005年1月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根据该协议，中芯国际需将0.13微米或更先进的技术资料交由第三方托管并不得使用，然而实际运营中，中芯国际继续侵犯台积电相关知识产权。台积电要求申请1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

　　对此中芯国际方面反驳说，公司一直积极履行协议。但台积电在协议临近2年之际在没有通知中芯国际的前提下突然再次发起诉讼，其目的是为实现不公平竞争目的。另外，公司还指控台积电法务长有伪造文书资料嫌疑。

　　“每天的审讯都有法庭记录，如果把这个法庭记录拿过来看一下，就发现这个事情打到最后一天至少是平分秋色。”张汝京说，律师误判了形势。目前美国的政治气氛对中芯国际很不利，中美贸易争议一直不断，美国到处找碴。加上加州失业率超过10%，很多美国人认为那都是中国造成的，气就顺着发出来。

　　官司败诉消息传出，中芯国际股价应声大跌。11月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张汝京以及律师团主要成员紧急飞往香港，与台积电负责此事的二号人物、副董事长曾繁诚再次进行谈判。一番激辩之后，当晚6时，台积电与中芯国际正式达成和解协议：赔偿2亿美元现金外加10%股权。这个协议，也是中芯国际11月10日公布的最后版本。在律师建议下，张汝京当日递交了辞呈。这个消息与和解协议在同一天传遍了整个半导体业。

　　事实上，11月3日的判决针对的是台积电对中芯国际2006年提起的诉讼。自2003年首次对中芯国际提起诉讼以来，一年中台积电分别向美国加州法院、美国贸易委员会以及中国台湾新竹法院3次起诉中芯国际。双方在2005年达成和解后，2006年台积电再次提出了控诉。

　　针对这次诉讼，中芯国际进行了反击，在美国同一法院和北京高等人民法院反诉台积电。张汝京说，美国法院针对反诉案件的审理，将于2010年春天开庭。在他看来，这个官司证据确凿，中芯国际打赢的几率非常大。只是，在11月3日判决结果太重，无论是董事会还是投资者，都不可能给他更多时间。

　　“别人要下一百步棋，但Morris(张忠谋)一步棋就到位了！”对于诉讼结果，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群创与奇美电的合并记者会中，针对台湾两兆产业的大陆布局如此评价。

　　技术之累

　　“我们确实犯了错误。”张汝京说，当初从台积电招聘的工程师习惯了台积电生产线的操作方式，因此来到中芯国际之后照搬了对手的菜单，侵犯了对方的权益。但是，自从2005年达成和解就遵照约定不再使用对方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中芯国际一直在努力建造自己的IP体系，从引入技术伙伴到自主研发做了大量工作。“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事实上，对于台积电为何一直在技术侵权的问题上抓着中芯国际不放，业界也有多种说法。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台积电为保持市场地位利用专利打压对手，因为芯片制造技术的前期研发成本巨大，要想保持领先必须投入巨额资金。一旦专利被盗用，对专利发明者来说非常被动。

　　1999年，张汝京决定离开台湾到大陆发展事业时，他发现，大陆半导体产业无论是在技术还是产业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至少差20年”。当时，经过“908”、“909”工程的发展，国内已经具有华虹NEC、首钢NEC等几家芯片企业，这些企业无一例外沿袭了集芯片设计、制造于一体的全球芯片业主流商业模式——IDM。但是，与英特尔这类大型芯片制造商相比，中国的芯片企业规模小、工艺落后、运营效率也很低。

　　“在IDM领域，中国与世界的技术水平差距太大，短期内不容易赶上。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做Foundry。因为他的服务面更广，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张说。

　　所谓“Foundry模式”，就是将芯片设计和制造分离，只专注于制造。这一模式最早由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建立。由于更加专业化且具成本优势，台积电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2000年，当中芯国际成立之时，中国也已经陆续出现了80多家专业设计公司。张汝京认为，根据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经验，大陆专业设计公司必然会越来越发展壮大，这些未来都将成为中芯国际的客户，市场潜力巨大。

　　然而，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芯片代工厂，当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张江打下第一个桩时，环顾整个国内产业，张汝京犯了难。当时国内既没有成型的专业半导体制造设备，也缺乏必要的先进制造业人才。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西方国家眼中的战略产业，有关于半导体的一切技术、设备都受到了严格的输出限制。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是0.35-0.25微米技术，0.13微米技术刚开始量产。国内华虹NEC只能做0.5微米，落后四个技术世代。”张说，因为欧洲的存储技术不受输出限制，所以董事会决定，放弃主流的逻辑产品，先从做存储产品开始。

　　对中芯国际而言，此举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因为不受限制，技术引进变得容易，有了存储产品的技术基础，再去开发逻辑工艺困难会小得多。另一方面，存储芯片生产的工艺流程不像逻辑那么困难，但是生产的纪律和训练要求非常严格，用来训练人才非常合适。

　　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张汝京找到日本东芝，引进了0.21微米存储技术。随后又与富士通合作把技术水平提升到0.16微米和0.13微米。在达到0.13微米技术水平后，张汝京又开始与欧洲微电子研究所进行技术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中芯国际不断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2001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购买双电子束系统，突然遭遇布什政府冻结产品出口许可，使得张汝京不得不掉头向瑞典企业求救。2005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国家出口银行申请7.69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应用材料的设备，却被美国美光公司从中阻拦，理由是“美国政府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对手”。

　　“即使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想放弃。2007年的时候美国在0.18微米的出口许可上拖了很久，0.13的更困难。更先进技术的65纳米我们也是晚了两年才开始做。所以，当IBM决定在45纳米领域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宣布当天我就让人拼命把资料送来。虽然有一个人那么高，但是我命令他们日夜赶工也要送，就怕他们反悔。”

　　从存储产品切入的策略帮助中芯国际完成了初步的知识产权以及技术积累，不过，2007年当存储器芯片价格大幅跳水至崩盘时，中芯国际却陷入了另一个泥潭——亏损。对于一直以来因为巨额的设备折旧处于亏损的中芯国际，由产品价格巨幅下跌带来的损失有如雪上加霜。

　　面对资本压力，2008年，张汝京最终决定退出存储器产品市场。“当时很多人都责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要做存储器，因为这个产品价格波动很大。但是在当初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我们必须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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