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塞勒：把经济学拉下神坛的人

　　理查德·塞勒：把经济学拉下神坛的人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过去30年，经济学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最重要的革命，理查德·塞勒就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

　　经济学大师该是什么样？现代宏观经济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考虑到人性或人的制度的每个部分”。在如今健存的经济学家中，怕是没有几人能比理查德·塞勒更符合这一描述了。

　　2017年10月9日上午，诺贝尔奖上演压轴大戏，理查德·塞勒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成为第7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这位72岁的白发教授，在凌晨4点看到来自瑞典的电话号码时，便预感到了这一好消息。从曾经的“学术叛徒”，到“新科诺奖得主”，塞勒的一路可谓充满了质疑与批评、不屑与嘲讽。成为公众认可的“经济学大师”，塞勒迈过了近五十年的研究之路，想来并不轻松。

　　“庸碌者”如何“出道”？

　　与天才式成长的凯恩斯不同，1945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塞勒，一度被认为是个碌碌无为的人。1967年从凯斯西储大学毕业后，塞勒进入了罗彻斯特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70年和1974年分别取得了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在罗彻斯特大学期间，塞勒就开始对观察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读博期间，他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令其大吃一惊。问卷中给受访者提供了两个情境：第一个是假设爆发了某种疾病，导致每个人的死亡率增加了千分之一，现在有种解药吃了可以降低死亡率，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药？第二个假设是你好端端活在一个没有疾病感染的地方，但是老板要派你冒千分之一的死亡风险进入疫区工作，你觉得老板需要额外付你多少钱才能接受这份工作？

　　就当时主流经济学“理性人”预设原则来看，两种情境下其实都是要对“千分之一的死亡率值多少钱”来作答，因此同一个人应该对两种情况答案相同。然而，塞勒得到的调查结果却大大不同：第一种情况下，大多数受访者不愿付超过2000美元的代价，而第二种情境则很多人认为至少要补偿50万美元才够。

　　当塞勒把这一调查结果拿给自己的指导教授讨论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别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显然，当时的塞勒并没有得到教授的足够重视，对他的未来发展也不抱多少期待。再加上塞勒天性比较疏懒，读博期间论文甚至都没法发表，差点辍学，刚毕业时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过，他最后还是在罗彻斯特大学商学院找到了一份讲师的工作，从此踏上了学术研究之路。谈及为何不从商，喜欢挑战权威的塞勒表示早年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会是个糟糕的下属，因而认定了要去从事一种“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的工作，进入学界做研究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被指导教授否定的塞勒，并没有终止自己的行为观察，反而积极搜集违反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行为案例，亲朋好友、身边的同事，甚至是学生，都成为他的观察或是测试对象。比如他将所教的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的考试总分定为137分，而不再是惯常的100分，选择这一分数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考试平均分会达到90分以上，有些学生分数甚至超过100分，这会让他们欣喜若狂；第二是心算与137相关的除法不那么容易，大部分学生不会费事把自己的分数转化为百分之下的相应分值。

　　这些丰富的案例后来被塞勒归纳总结在其著作《“错误”的行为》中，通过不乏诙谐幽默的故事，他将经济学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带回到了现实的艰难之旅。这本书也成为继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之后行为经济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在40多年的研究中，塞勒看到的各类故事的主人公的行为都与经济学模型假设的“理性经济人”大相径庭。如何解释人类的这种“非理性行为”，直至塞勒遇到还名不见经传的以色列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才算真正打开了行为经济学的大门。

　　上个世纪7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对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闻所未闻，但塞勒却因两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心理学研究论文《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试探与偏见》视其为偶像。1977年，这两位心理学家访学斯坦福一年，塞勒也跟着来到了斯坦福，与卡尼曼两人会面。此次会面，成为塞勒与卡尼曼多年合作研究的开始，也让他决定在这条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路上探索下去。这一年，塞勒32岁，他还不知他将推动一门冷寂的边缘学科走向主流市场。

　　“学术叛徒”引发争议

　　早在2002年，57岁的塞勒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但这次是他的好友兼学术合作者卡尼曼戴上了桂冠。卡尼曼因前景理论的提出而获奖，这也是行为经济学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卡尼曼表示“大部分心理学与经济学的整合工作是由塞勒完成的”，并且他认为塞勒是第一个提出将心理学纳入经济学讨论中并发展出行为经济学的学者。换句话说，塞勒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

　　自明确研究方向后，塞勒愈发开始热心于搜集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在卡尼曼的印象中，这个孜孜不倦的年轻人似乎对一切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现象都充满了好奇，比如出租车司机每天开车几小时后才会收工回家、赛马场上人们如何下注、请同事吃饭前先完成行为学研究的实验等。然而，塞勒早期对反常现象独特的研究视角并没有得到罗彻斯特商学院同事的重视，故而1978年转到康奈尔大学执教。自此，塞勒开始不断提出“冒犯”传统经济理论的新观点。

　　1980年，塞勒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首次提出了“禀赋效应”的概念。所谓禀赋效应就是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为很好观察禀赋效应的影响程度，塞勒和卡尼曼邀请44名大学生参加了杯子和钢笔实物交易的试验。在试验中，杯子和钢笔的持有者报出卖价的中间值可达到买价的两倍。即使交易反复进行，这两个消费品市场的成交量也没有增加。而与杯子和钢笔实物交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代币券市场的交易，有明确价值的代币券根本没有交易不足的现象。

　　这一试验直观证明了禀赋效应的存在，塞勒表明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常常会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而且这种现象并不会随着交易者交易经验的增加而消除。禀赋效应的提出，直接挑战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在科斯定理看来，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分配就不会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资产配置的最终状态与产权配置的初始状态无关。然而如果禀赋效应存在，初始产权的配置就非常关键了。

　　在这篇论文中，足以让塞勒获得诺奖的另一卓越思想——心理账户——也开始出现，用以解释个体在消费决策时为什么会受到“沉没成本效应”的影响。什么是心理账户？打个比方，你打算去看一场票价200元的音乐会，出发前却把价值200元的电话卡丢了，你还会不会去看这场音乐会？大部分人仍会选择去听这场音乐会；可如果出发前你把门票弄丢了，需要再花200元买张门票，大部分人选择的是不去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下，损失的都是价值200元的东西，单纯从金钱上来看并无区别，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把电话卡和音乐会门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也就是心理账户的问题。

　　《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发表后，因与主流经济理论的不一致，塞勒屡遭大型期刊退稿。直到1985年，他得以发表论文《心理账户和消费者选择》，正式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系统地分析了心理账户现象，以及心理账户如何导致个体违背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在塞勒看来，小到个体、家庭，大到企业集团，都存在着或明确或潜在的心理账户系统。心理账户的提出，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具有很大冲击。在传统经济学中，沉没成本不是成本，不应该影响进一步的选择，而塞勒心理账户的提出，则明确指向沉没成本仍然会严重制约进一步的选择行为。

　　禀赋效应、心理账户概念的提出，都是塞勒对人们日常经济行为中“反常行为”的分析和探索，是其有限理性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诺贝尔颁奖词中，诺奖评审委会员重点指出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建树主要体现在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制三大理论方面。其中，尤以有限理性可以看做是塞勒全部理论的总阀门，是对传统经济学最为直接和大胆的质疑和挑战。

　　传统经济学将人视为“经济人”，具有完整理性的特征，而塞勒理论却提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理论的提出被不少传统派嗤之以鼻。因而，1995年塞勒获得素以盛产诺贝尔奖得主闻名的芝加哥大学教职时，诺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默顿·米勒相当不满，并将未能挡下人事任命案视为“犯下的过错”；法律经济学奠基者暨联邦法官波斯纳在旁听塞勒演讲后，大吼“你们根本完全违反科学”。一度长期被视为“学术叛徒”的塞勒，终于在迈入21世纪后，将行为经济学这门从前仅有一小撮人热衷的“歪门邪道”的学科，推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典范。

　　边缘学科走向主流

　　“过去30年，经济学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最重要的革命，理查德·塞勒就是这场革命的中心人物。”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如此评价道。对于塞勒来说，最希望自己的学术成就能够应用在普通人的日常决策中，比如个人投资和退休金管理，正是这一愿景，将传统的“黑板经济学”变得“更符合人性，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诺贝尔官网介绍）”，也让这一边缘学科最终成为了主流经济学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塞勒变成了跨界多面手。除了学者身份以外，塞勒还是一家基金公司的创始人。1993年，塞勒和拉塞尔·福勒教授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创建了福勒&塞勒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他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用于实践的“试验场”。这家公司专注于美国小企业股，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非理性买卖造成的股价偏差来盈利。它的选股原则是，有坚实的基本面作为支撑，但是因金融行为偏差而被明显低估的个股。在运作多年中，塞勒的行为价值基金实现了年均10%的增长。此外，该公司替摩根大通管理的一只基金从1998年成立至今年9月底，达到了832.44%的回报率。

　　塞勒在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方面贡献颇丰，他在实践中发现，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在接下来3~5年会成为输家，反之表现差的则会成为赢家。这一现象塞勒将其归因为心理学的“过度自信”概念。在他的代表作《赢者的诅咒》中，曾有专门一章节对股市进行阐述，在塞勒看来“证券市场是一个寻找反常现象的好地方”。

　　除了在证券市场活跃多年以外，塞勒还曾有过演员的身份。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的《大空头》中，塞勒本色出演，客串了一名经济学家。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笑意盈盈的塞勒说“把人想象成以逻辑指导行为的动物，实在是疯狂之举”。当然，去好莱坞露脸仅仅是塞勒“老顽童”的一面。

　　到了2000年以后，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决策心理学等领域已经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塞勒，逐渐将其思想运用于分析消费者行为和政府政策之中。其中，助推与选择设计等思想应用便是其中之一，“助推”一词则是来自于塞勒与卡斯·桑斯坦合著的标志性作品《助推》一书中。在塞勒等看来，助推力无所不在，但容易被我们忽略，创造性地运用选择设计这一新兴思想来对人们施加助推力，可以使人们能够做出令自己更加健康、富有和自由的决策。在奥巴马总统竞选时，塞勒和桑斯坦成为了重要智囊团的一员，将行为主义的观点融入到了竞选中。奥巴马任上时，桑斯坦被招入阁，成为白宫信息和管理事务办公室主任，而塞勒则表示自己是“顾问的顾问”。

　　而在具体的政府政策行为应用上，则涉及到储蓄、社会福利、信用市场、环保政策、医疗保险、婚姻制度等方面。尤其是在储蓄投资问题上，塞勒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在美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金制度401k计划，作为一个存款工具，每次从薪水中自动扣除。但因为一系列原因，导致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员工数量不足，美国和许多国家都将面临退休储蓄的危机。对此，塞勒和加州大学的学生什洛莫合作发表了《储蓄计划贡献的多元化定义》《退休储蓄行为的直观推断和偏见》《行为经济学与退休储蓄危机》等论文，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塞勒提出，除了合理的财政政策以外，还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去改变退休计划的架构。对于一个要使退休储蓄金变得充足的综合性计划来说，塞勒等提出四个关键部分：通用性、自动等级、自动投资和自动升级。2004年，塞勒发表《为明天储蓄更多：用行为经济学来提高雇员储蓄》一文，设计了“为明天储蓄更多”（简称为“SMT”）的方案，它要求401k计划的参与者在每次加薪后同意自动提升他们的贡献率，将储蓄率和薪酬增长挂钩，要求员工从现在开始提高他们的储蓄金，并且利用惯性使人们留在这一计划中。使用SMT方案的第一家公司，员工储蓄率从3.5%增长到了13.6%，实现了几乎4倍的增长。

　　正是将看似冰冷、高高在上的经济学拉下神坛，变得更有人性，塞勒才终将行为经济学这门边缘学科推向了主流地位。凯恩斯曾感叹，期待有一天经济学家能够成为“像牙医那么谦卑、能干的人”，塞勒就是这样一位走过“反常”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