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分享是个永恒不变的发展主题

——读《创新的族谱：以色列新兴产业的演进》

  ⊙毛志辉

  从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等要素来衡量，以色列是个蕞尔小国，然而，这却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科技大国”、“经济大国”和“教育大国”，被视为“创新的国度”、“第二硅谷”。近年来，以色列创新竞争力在全球主要创新指数评估榜单中持续名列前茅，呈现出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典型要素与特征。尤其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凭借创新和技术突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典范。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

  在产业转型中以色列何以能迅速发展新兴产业？富有活力的新产业来自哪里？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创业者获得不断的成功？在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中，少有人深入探究过这些问题，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探讨驱动企业变化的外在因素或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而忽略了产业演进的创建阶段及对产业发展前景的影响。

  由以色列资深管理学教授伊斯雷尔·德罗里、塞缪尔·埃利斯、祖尔·夏皮拉等合作撰写的《创新的族谱：以色列新兴产业的演进》独辟蹊径，聚焦于“产业和企业”这两个彼此关联的分析对象，采用族谱分析方法，探究了以色列高技术产业过去60年间的演进路径。

  印记与遗传：族谱的代际繁衍

  以色列现代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自1948年建国至1977年政治转型为合作体制经济期，实行中央集权的产业发展政策；自1977年至2010年为竞争型经济期，其标志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两个阶段创建的公司，无疑在文化特质、发展策略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作者将两个不同阶段创建的9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考察其创建母体的初创条件和历史沿革过程，寻找不同的族谱特质。

  建国初期，受锡安主义运动主流左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长期所处的紧急状况的影响，以色列建立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和准战时特征的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每个层面都介入较深。创建于合作体制期的Telrad、Tadiran、Elisra、Orbit、MIL、ECI六大公司，也显著受到政府、执政工党和工会的影响。Telrad和Tadiran创始之初就处于中央集权化的、受保护的以色列市场中，其他四家则或由以色列企业家创建、或由外国投资者创建，但产品无一例外地都与国防市场有密切关联。二十世纪80年代后，随着更为宽松的地缘政治氛围的出现，一直依赖政府的国防业面临生存危机，转而开始通过研究民用商业领域的前景而重新焕发活力。

  RAD、Fibronics和Comverse三家公司创建于竞争经济期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环境相对不稳定，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冲击，以色列政府对内加大扶植产业研发的力度，对外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尤其研发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强化国际技术合作。从创业初期开始，这些公司的战略就定位于全球竞争环境下的知识创造，同时，公司的创建团队经过了以色列国防部最具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的科学部门的精心培植。

  《创新的族谱》以上述9家公司为母体，追踪了731家公司创建过程，分别绘制了族谱。从中可以看出，前者在繁衍中主要聚焦于知识并购，后者则倾向于知识创造；前者更依靠体制化的本地市场，后者则乐于开拓国际化的竞争市场。同时，在竞争期创建的公司体量更小，但派生了更多的新生企业，繁衍力更强，发展速度更快，每一代新生企业的跨年数更小，每一代及每一年的新型企业数更多。

  作为企业的遗传基因，族谱具有明显的根源性。新企业的演进无不受到创建母公司的印记效应、战略性管理行为的影响。族谱为其成员创造出机遇和限制，并通过复制过程来演进，反映出血统的亲和力，同时为历代新企业的形成奠定基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有的族谱（如Tadiran），其母体公司已不复存在，但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繁衍力；Fibronics虽然只存在了17年，却创造了最具繁衍力的族谱。这也说明，一旦母体的价值体系被后代所继承，其自身的存在就不再是繁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大族谱公司中，国家建设都被视为公司使命，是公司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与以色列在建国初期就明确国防业为国家核心产业的特殊地位有关。尽管不同时期创建的公司呈现不同的商业模式，但是，以色列“时刻为国家利益而奋斗”的民族精神，却一以贯之地深入到每家公司，这或许也是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得以长期繁荣的秘诀所在。

  变异与融合：族谱演进的本质

  繁衍力是代表母体公司派生新公司的能力及程度的指征，会代代相传并最终塑造整个族谱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轨迹。通过聚焦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内各族谱祖先的起源和代际间的演进，可以看出不同的族谱存在的差异性衍生出不同的繁衍速度。并且，一个族谱的母体公司的创建和遗传过程影响未来族谱创造的本质。

  在本书作者看来，族谱的创建环境作为一种机制，在族谱之间引入了差异性，反过来又导致创造新公司的不同派生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塑造的族谱变异性会呈现不同的新公司创建可能性。变异性反映的进化过程，缘于公司所处的历史环境影响了不同的变量和模式，并最终形成显著多样的组织机构群。同时，族谱轨迹的变化，尤其族谱繁衍力和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不平衡发展。比如，在老一辈族谱身上，历史遗产和遗传模式会导致对创新环境的适应性差，并使其繁衍速度较低，而新族谱的情况则恰好相反。

  而族谱的另一特质，则倾向于融合。受到族谱内部或外部活力和彼此关系的塑造，族谱之间也会繁衍出共同的后代。作者考察了众多的来自不同族谱的企业家创建的新公司，这类公司往往有助于知识和能力从一个族谱转移至另一个族谱，并由此模糊他们的界限。这充分体现了族谱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变异与融合是族谱繁衍过程中不变的旋律。不同族谱的“杂交”，既增强了各个族谱总体的繁衍力，也对更宏观的实体，即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繁衍力起到促进作用。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变异和融合是族谱韧性的关键原因，这最终塑造了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生存能力，并凭借自身极具竞争力的优势在全球市场赢得了巨大成功。

  创新与分享：族谱研究的意义

  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硅谷的翻版，其创新和创业的精神、技术创造力赢得了广泛赞誉。《创新的族谱》的作者以一手数据为基础，结合实地考察，对以色列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建立和发展追根溯源，通过族谱式演进的方式揭示出其从萌芽到成熟是特定事件顺序和生成机制的结果。由此，以色列的案例呈现出独一无二的、在各阶段共同演进的创新集群模式。

  信息技术通信产业的创新族谱典型地反映出以色列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发展，其创新活力既源自各个时期的制度环境，又内生于族谱显著的派生繁衍力。尤其二十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族谱的创建得益于竞争体制环境，刺激性政策和发达的集群部署对族谱特定的结构、文化特征及派生新公司的能力都带来积极的影响。

  在开展创新的族谱研究之初，作者曾采访一家被称为“无线宽带先锋”公司的CEO，他说：“……高技术是发展的火车头，因为创建公司的艺术基本就在于分享知识和希望。”这一评语，恰与族谱研究的视角耦合。创新与分享是高新技术发展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受以色列历史遗产和自给自足驱动力影响的族谱的发展，与知识创新密切相关，也与知识分享息息与共，正是这种能力成就了以色列非同凡响的高新技术信息产业。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结构调整急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创新驱动已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以中国而言，既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唯有借鉴世界创新强国的发展经验，探索构建符合自身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让创新的基因内化于企业、融汇于产业、植根于国民，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