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主席兼CEO戴蒙:无意从政 但怀“中国雄心”
专访摩根大通主席兼CEO戴蒙： 我无意从政，但怀“中国雄心”
杨燕青 周艾琳
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可靠的银行家……并不能够预见并避开危机，而是在破产时，能够以常规的方式与其他银行家一起破产，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够真正指责他。”
不少先前被认为“可靠”的银行家都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被这句话击中，但这并不包括摩根大通主席兼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戴蒙甚至被众多心高气傲的交易员誉为“华尔街的王子”（Prince of Wall Street），2008年，他带领摩根大通绕开了华尔街增长最快的次贷业务，力挽狂澜，和监管机构紧密合作，在危机时维护了金融稳定，并因此进一步壮大自身，成为“最后的胜者”（Last Man Standing）。如今，在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背景下，摩根大通的业务全面增长，领跑同行。戴蒙并未就此放慢脚步，在拥抱颠覆性科技、拓展中国业务的路上不断迈进。
去年11月，有消息传出戴蒙是美国财长的最佳人选，“我其实从来都没有政治抱负，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美国财长。”戴蒙近期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时这样表示。这也是近年来戴蒙首次接受中国内地媒体专访。
在采访中，戴蒙多次提及“如果能够实行得当的公共政策（减税、加强基建、校准危机后监管），美国经济就能更快增长”，比起成为一名政客，银行家的角色似乎让他更为自在。而且作为商业圆桌会议（BRT）的主席，他也在积极推动好的政策和决策。
同时，戴蒙也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中国雄心（China Ambition）。“我希望有一天，摩根大通在中国内地能有一栋7000名员工的大楼，就像我们在中国香港、美国、伦敦一样。摩根大通的确怀揣着‘中国雄心’。”他对记者表示，预计中国公司在未来20多年会占全球3000强公司的35%，“这些都可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一家经历风雨考验的全能型银行（Universal bank）而言，再大的雄心都是从一件件小事做起，同时，着眼长远也至关重要。戴蒙表示，“我们永远放眼长线，通常要看到10~20年后的事情。同时，一切也需要稳扎稳打，都要靠招兵买马、强化技术水平、加强运营、完善系统等来推进，我们协助各国、各大公司经历风雨的考验。”
戴蒙此次上海之行主要为参与一年一度的摩根大通国际顾问委员会年会。摩根大通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等。今年选择将如此重要的会议放在中国，也彰显摩根大通深耕中国的决心。
强经济缓冲“正常化冲击”
第一财经：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同步复苏，今年尤其明显。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周期性的复苏，全球的潜在经济增长无法回到危机前水平。你对此是否担忧？
戴蒙：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周期性的复苏。全球同步增长是一件好事，我个人认为，眼下落实恰当的公共政策很关键。例如，基建、税收、教育、商业活动提升、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如果落实得当，能够使得美国经济更加健康。我不认为未来经济有放缓的理由。
我也不认同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长期滞胀”（secular stagnation）一说。尤其对美国而言，如果能够实行得当的公共政策，美国经济就能更快增长。但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没有那么做，尤其是税制改革，我们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推行适当的税改了。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也十分关键，政府应该允许建设更多基建设施，包括机场、桥梁和高速公路。同时，我认为有一些监管政策实际上破坏了商业活动提升，也抑制了信贷活动，包括住房抵押贷款，这种例子其实不胜枚举。我们如果能改善这些政策，那么经济增速就能更快。
第一财经：美联储已经启动了加息和缩表，全球主要央行也会紧随其后，展开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你认为未来全球的金融市场环境将如何变化？
戴蒙：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很难未卜先知。毕竟我们已经施行量化宽松（QE）很长一段时间，回归正常化是一件好事。要记住，在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下回归正常化，与在一个疲软的经济环境下回归正常化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强劲的经济环境十分关键，目前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必然伴随着风险，现实总不可能完全如意。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退出QE、加息、缩表的这种逆转过程，因此前路还充满了不确定性，届时市场波动也有可能会大于预期。
第一财经：非常规货币政策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多变化和政策挑战，例如零利率下限（ZLB）、低回报、低波动率、市场泡沫此起彼伏、流动性泛滥和结构性流动性短缺并存等。你如何预期正常化进程带来的新的政策挑战？
戴蒙：好在全球经济都在增长，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经济环境里，任何事情都会更好应对。市场波动可能会超出预期，资产价格也可能会下跌得稍微多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变得有些恐慌，但我们的确需要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
加息可能不会对增长中的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坐拥数千万亿美元金融资产的市场而言，只要经济强劲，缩表并不会造成很大冲击。如果美联储缩表发生在一个更复杂的背景下，可能市场会更加动荡。但这就是生活。
第一财经：各界都对美联储主席的人选抱以极大关注。你认为谁会成为下一任主席？美联储主席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注：采访时特朗普尚未提名主席人选）
戴蒙：我的猜测无关紧要，我也不能对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做评价。但不论谁当选，我认为他/她都需要是一个强大、坚定的领袖，且对货币政策负责，他/她需要加息，推动正常化进程，但也要有能力在情况恶化时重新开启逆正常化进程。
此外，美联储主席一定要适当地重新检视所有监管规则。我并不认为要完全撤销《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 Frank Act），但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检视或校准（review or recalibrate），这将会帮助美国经济变得更加强劲。
摩根大通着眼长远收益
第一财经：摩根大通三季度盈利数据再度大超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净收益67亿美元，同比增长7%。这背后的动能究竟是什么？
戴蒙：我从不会为单个季度的财报担心。我们永远放眼长线，通常要看到10~20年后的事情。同时，一切也需要稳扎稳打，招兵买马、强化技术水平、加强运营、完善系统等来一步步加强我们的实力，同时我们协助各国、各大公司经历风雨的考验。一个季度的财报亮眼只能反映你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我们坚持不懈地，不断地拓展业务、招募培养人才、帮助客户成长，并且始终如一地这么做。我们之所以今天业绩表现强劲，是因为我们在过去多年持续地为各项业务投入、付出。
第一财经：对于不少华尔街金融机构来说，今年交易业务（trading）以及FICC（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业务的表现都很不理想，甚至拖了整体业绩的后腿。此外，分析师也对摩根大通前一季度净息差（NIM）的收窄表示担忧。你怎么看待整个行业和摩根大通未来的挑战？
戴蒙：净利差（NIM）是贷款、存款、利率曲线等的综合体现。NIM其实是可预测的，我们的NIM也表现良好。摩根大通的NIM较去年同比增长40亿美元，这可能比大家预想的要低一点，但这种规模已然十分可观。
我认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太对，对于FICC，我们将它作为重要的业务来对待，我们在全球服务16000个投资者和机构，并为他们提供涵盖了贷款、利率、主权债、信用债等方面的研究、销售和执行服务。我们的FICC业务发展良好，但出于一系列原因，可能是波动率（VIX）太低，FICC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上下波动，但这就好比天气变化一样。
第一财经：作为一家“全能型银行”，要兼顾所有的业务条线并产生合力，同时还要满足监管要求、防风险、保证业绩增速，这并不是易事。你们有什么秘诀？
戴蒙：我们始终秉承着以客户为中心服务客户的理念。其实我们每一项业务都能与另一些业务产生合力作用。例如，我们的固定收益交易业务也能从商业银行业务方面获得资源或帮助；我们的私人银行客户往往和我们的投行客户高度重合，因此我们能够服务于他们的个人需求和公司事务，甚至我们的零售银行业务也为我们的资产管理业务带来了很多客户。可见，这些不同的业务都是互帮互助的，并因此变得更加高效和多元化。
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我们的管理层非常棒，并仍努力做到专注于细节，对于如何经营好业务要严格遵守一定的纪律。我们不会轻易改变战略，始终保证一贯性。有许多公司在某些业务上进进出出、举棋不定，但我们始终是坚定的，并始终如一。
第一财经：纵使摩根大通始终如一，但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你们也必须要拥抱变化、适应变化。
戴蒙：我们必须要适应各种监管要求。同时，我们需要站在客户的立场来看待业务，而不是从摩根大通自身的立场出发。如果我们中国区主席李一有一位中国对公业务的客户需要海外服务，那么我们必须为他提供全球的服务，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跨国的服务能满足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这可能意味着计提资本金的不同、报告要求的不同，等等。
尽管监管要求不断变化，但客户始终需要我们的服务，所以这也并不会改变我们的战略。我们要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服务好我们的客户。有时这可能会带来额外的监管成本和报告负担，但这其实对所有银行来说都是一样的。
应重新校准危机后监管
第一财经：说到监管，你此前不断呼吁，美国方面应该重新审视危机后的严格监管，部分监管可能拖累了美国经济增速。你对特朗普任下的去监管进程有何看法？
戴蒙：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很详细的报告，报告当然不是意在推翻《多德-弗兰克法案》，而是想要对其重新校准（Calibrate）。《多德-弗兰克法案》也的确有很多优点。校准也是一个技术活，例如这需要审视SLR（补充杠杆比率）、GSIFI（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需要审视银行压力测试（CCAR，全面资本评估与评审）未来究竟要怎么做，还包括抵押贷款要求和证券产品要求等。
总体来说，部分监管拖累了美国经济增速。我的确希望财政部能够调整一些不必要的冗余监管要求，但是要记住的是，不论他们最终调整与否，摩根大通都会安然无恙。他们对监管规则进行重新审视，这是为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并不是因为摩根大通单方面想让他们这么做。
第一财经：对于压力测试，华尔街大行都颇有微词，认为成本太高。你认为压力测试未来需要如何微调？另外你如何看待沃尔克规则（Volcker’sRule）？
戴蒙：政府的压力测试是一年一次的，但摩根大通每周都要做200次压力测试。我实际上是喜欢压力测试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压力测试在哪些方面是有效率的？而在哪些方面能够进行调整，并最终让所有人受益？压力测试的确是伴随着巨大的成本，公司要承担各种风险，而美联储的压力测试通常最后只是应对一种假设情境，这往往是不足够的。我们会对上百种假设情境做压力测试，因为我们希望摩根大通能在所有环境下都安然无恙。
此外，“沃尔克规则”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必要的，我们其实已经有了资本金要求、透明度要求以及各种报告要求。我对于银行不能投资对冲基金、关闭自营交易等并没有异议，但是问题在于，监管层如何定义做市行为（marketmaking），以及如何对其监管。在这一层面的监管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大多数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我们应该设计一个更简单的执行方式，而我们每天都在这么做。
（注：沃尔克法则的核心是禁止银行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业务，而在做市交易方面，法则旨在制止银行以“作价买卖交易”的幌子来掩饰其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投注，但实施如此强硬的限制性措施必然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例如降低了市场流动性。）
拥抱颠覆性科技挑战
第一财经：摩根大通在科技上的投入逐年攀升，2016年高达95亿美元。面对颠覆性的科技挑战，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应对？
戴蒙：所有公司包括摩根大通，几乎从一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在拥抱新科技。我们的目标就是服务好客户，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来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这意味着更快、更低价、更简洁等。我们有很多方式来衡量“更好”，但我们需要科技的力量，例如移动银行（mobilebanking）。我们需要每年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其他人就会这么做，而科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
同时，我们要为客户引入很多新鲜事物，例如电子化交易。我们始终应该要测试并研究客户想要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客户醒来能看到他们所想看见的，而不是我们想让他们看见的。根本就在于科技。
银行也始终在运用大数据。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想要服务好客户，这一点是不会变的。API（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应用程序接口）正在带来巨大的改变，我们所称的“敏捷管理”（agilemanagement）也能帮助摩根大通扩大市场份额、减少运营成本。
第一财经：如今随着机器学习、人工智能（AI）的快速崛起，未来的一切会变得和如今大不相同，如何看待机器智能的力量？如何看待其与人类的竞争？
戴蒙：机器学习或人工智能听上去是颠覆性的，但有了这些科技，我们就能更好地帮助到客户。我们能够给他们带来新的观点，帮助他们配置资产。我并不认为机器和人之间存在竞争。
我认为科技是人类史上出现过最好的东西。例如，医疗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寿命延长了25年。科技能够改变很多事物，而我们需要适应它，但多数情况下，科技的进步令所有人受益。
如果科技对社会产生了过度颠覆性的影响时，政府可以让它慢下来，并对人员进行再培训，但是绝对不能暂停科技发展的脚步，这么做是不对的。
摩根大通的“中国雄心”
第一财经：你如何看待中国如今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戴蒙：经过了30~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功成为了现代化经济体。中国未来会必将成为一个成功的大型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在未来20年的时间，中国的公司可能会在全球3000强公司中占35%，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应有的地位。
当然，中国不会走日本模式、美国模式，中国会走出自己的“中国模式”。这一过程中会有起伏或迷茫，中国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很公开地谈及过这些问题，例如腐败、效率欠佳、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等，中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领导人对于自己面临的挑战十分严肃认真，并且正在努力做对自己国家有益的工作。
第一财经：随着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汇改不断推进，你如何看待人民币在未来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角色？
戴蒙：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自然人民币也会最终成为储备货币，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来向这个目标迈进，但在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前，中国还有更多事情要做。
例如像美元这样的储备货币，你能用美元在全球各国买任何东西，不论是外汇、债券还是股票。但是基本上人民币目前还无法达到这个程度。中国仍然对跨境资金流动实行一定的管理，虽然现在有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但资金流量仍相对较小。不过，有一天，人民币会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的全球货币，中国也会成为一个充分开放的市场，这对中国政府的管理能力也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一财经：摩根大通的“中国战略”是什么？
戴蒙：如果我的预测是对的，也就是中国公司在未来20多年会占全球3000强公司的35%，那么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为中国公司、投资者提供服务，我们为在中国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也为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那些到中国来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我们为在海外的中国投资者提供服务，我们也帮助全球各国的人来中国投资。因此，我们业务未来的增长曲线是不断向上的。
虽然这不会是一条直线，但我不会担心单个季度的业绩表现。我们会循序渐进，通过不断招兵买马来实现，增加产品、技术、系统，以及提供所有我们银行家需要的后台支持，包括人力资源、财务、市场营销等等。
例如，我们的研究团队覆盖了343家中国公司，这不仅仅是研究，我们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公司。我们在未来也会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提供服务。当然这也不是易事，因为这涉及人员招聘，我们不仅要招聘更多人，还要不断培训员工。我们在中国的大学中不像在美国大学那么有名。我希望有一天，摩根大通在中国内地能有一栋有着7000名员工的大楼，就像我们在中国香港、美国、伦敦一样。摩根大通的确怀揣着“中国雄心”。
第一财经：去年就有媒体猜测，你可能是美国财长的最佳人选之一，未来你是否考虑从政？
戴蒙：现任财长努钦（SteveMnuchin）非常聪明，也胜任财长一职。我其实从来都没有政治抱负，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美国财长。
第一财经：现在还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
戴蒙：正常来说，银行家可能都会说是担忧信贷情况或经济增速，但对我而言，其实我始终担心的是公共政策。如果政府制定了不恰当的决策，会损害经济。我们的税收制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
第一财经：如果你不从政，你如何才能够改变或完善公共政策？
戴蒙：我不想成为政治家，但是我主持商业圆桌会议，我也和努钦、科恩（GaryCohn，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等几位核心内阁成员保持交流沟通，希望这样也会帮助推动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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