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民、新姿态、新关系

　　新国民、新姿态、新关系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中美未来50年，取决于今日的青年。

　　文/记者 王婷 山旭

　　再过一周，2017年9月下旬，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及十数位部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启程前往美国，参加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

　　根据5个月前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成果，中美将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此前，自2010年开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已连续举行7轮，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同成为两国政府间的主要交流对话平台。

　　首轮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主题为“中美关系未来50年——相互理解、共生共享”。

　　2017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时指出，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地基，两国人民对彼此素怀友好感情。

　　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中方协调人、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人文交流始终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美人文交流互补性、前瞻性强，两国各界积极性、主动性高，人文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不断凸显。同时，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两国人文交流对世界也颇具引领作用。

　　田学军说：“我们将努力扩大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社会发展以及地方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社会和人文对话必将承担起远大的历史使命。

　　国民自信心不断上升

　　教育部国际司司长许涛向本刊记者介绍，留学生交流是中美历史最久，也是最深入的人文交流。根据中央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安排，1978年9月，对12083名参考者进行了考试，录取3327人，达到中央提出当年派遣3000人的计划。

　　当时来不及在当年内将他们全部派遣出国。于是“优中选优”的50人，加上北京大学2名破格提任的副教授，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

　　从那时起到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超过400万人。许涛说，这个数字在当年是难以想象的。

　　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265.11万人，其中2016年回国43.25万人。中共十八大以来回国人数占到了70%，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到2016年的82.23%，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人才归国潮。

　　“二三十年前，一些人看美国，有一种盲目的仰视心态，把美国看得像天堂一样。这背后折射的是部分国民的自卑心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认为，这些年来国民自信心不断上升，进而出现平等的心态，“看到了中国的优势，也看到了美国的不足。”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科技实力的提升，而科技的跨越来自于经济的发展。“牛顿和苹果”的故事，反映了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产生初期的科研情况：科学家或团队更多基于自然科学的表层现象进行研究。而到今天，对科学的探究进入到原子层面。

　　“第一个特点是经济，支撑大型基础科学设施的建设，组织更大的团队；第二个是要开展全球性研究，这不是几个人、几个团队，甚至一、两个国家可以完成的，需要全世界科学家的努力。”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柏表示，没有国家实力支撑，就谈不到科技的发展。

　　“不可想象”和“理所当然”

　　叶冬柏对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科技实力的跃升非常感慨。

　　“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对上一代人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下一代人看来则是理所当然。”他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很多领域，科技是最集中的代表。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当月，中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科技协定》。它是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也是两国间持续时间最长的双边协议之一。

　　“三四十年前，在技术上，整个西方对我们都是带有俯视性的。” 叶冬柏说，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我们和世界隔绝了很久，不了解先进水平。”

　　自1979年起，共青团中央组织青年干部定期赴美学习、考察，这就是今天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中“中美青年政治家交流项目”的前身。至今，曾通过该渠道赴美的中国官员中有一些人已升任省部级以上职位。

　　“早期我们的干部到美国什么都觉得新鲜。”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万学军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

　　他介绍说，今天的交流中，中国青年的自信在不断提升，底气源于综合国力的上升，互联网+、双创、“新四大发明”，这些话题中国在国际上有比较优势。而青年政治精英对于政治制度的交流探讨，也在不断深入。

　　不再把自己当成匆匆过客

　　“过去，美国年轻人看中国有优越感，是居高临下的心态。现在，优越感虽然还有，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感兴趣。”吴心伯认为，美国青年“越来越多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看到中国的优势”。

　　万学军举例说，早年间一些美国议员甚至没有护照，“他们觉得没有了解美国以外世界的必要。”而现在，美国青年政治精英们了解中国的意愿在加强，在一些研讨活动中，都是美国青年在不断主动发起话题，他们还会去中国乡村观摩村委会选举，或者和中国青年一起参加社会实践。

　　过去美国青年来到中国的原因，多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抱有兴趣与好奇心；如今越来越多是自我发展的需要，需要研究中国，从而解决自己的就业和发展问题。

　　“是利益驱动的学习。”吴心伯这样总结。

　　目前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中的青年内容分布于多个领域，如共青团中央负责的中美青年政治家交流、中美学生领袖交流、中美青年职业人士研修交流等三个持续多年的项目；科技部负责的中国青年科学家访美计划、中美青年科学论坛、中美科技人员交流计划等等。

　　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方军谈到了“百千万”计划：2016年至2020年，邀请100名美国青年领袖访华游学；促成双方各1000名优秀大学生到对方一流高校研学；每年公派1万人赴美学习研修，以及美方的“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等等。

　　整个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涉及中国的十几个部委，每年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确认的清单上都超过150个项目。

　　“今天，我们前往美国的青年官员也开始研究深层的、制度性的问题，比如美国社会治理背后的机理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而不再是把自己当成匆匆过客。”万学军说。

　　只有了解对方，才能避免误解

　　当然，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对比虽在变化，但仍存在距离。

　　叶冬柏注意到，中国的科技投入已是全球第二，但绝对值仅占美国的40%。而从第二到第五名的科技投入总和仍不及第一名。

　　他认为，在资金投入之外，中美科技软实力之间的差距仍然显著。

　　“现在可以看到两种极端。”叶冬柏说，一种是极端自卑，“一个项目要先看美国是不是做过、欧洲是不是做过，美国、欧洲都没做，我们怎么能做成？”

　　另一种极端就是“夜郎自大”。

　　社会和人文对话要解决的远不止这些。

　　显然，中国人更了解美国，“现在有留学美国低龄化的现象，初中、高中毕业都有，包括通过旅游等方式前往美国的中国青年非常多。而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青年对中国了解的程度还不够深，也缺乏渠道。”万学军说。

　　2016年美国来华留学生23838人，排在韩国70540人之后、泰国23044人之前，名列第二。这一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为328547人。

　　在每年中国赴美公民超过300万人次的情况下，官方的交流制度安排仍不可或缺。这首先是示范和引导性作用，其次是有目的地加强在某些对未来更具影响领域的交流。

　　“青年交流也是预防外交。”万学军如此定义。只有了解对方，才能避免误解，进而理解对方。而青年时代形成的印象、建立的互信，都可能影响一生。

　　他说，很多中美青年交流的现场，气氛都很热烈——并不避讳争论和交锋，并不回避敏感话题，这样才能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年轻人谁也不愿意‘打酱油’，这样的开放心态是为了更好地交流。”

　　教育部国际司美大处处长陈大立，从自己艾森豪威尔学者的经历谈到，中国历史丰厚，领导人有对历史和民族如何交代的使命感，而美国人有时对此难以理解；美国对权力制衡、选举制度看得很重，认为这是立国之基。因此，中美需要更多的交流以加深理解，特别是青年之间的相互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