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险费率市场改革面临四大问题

　　车险费率市场改革面临四大问题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9月1日)

　　车险费率市场化是我国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经过前期试点，我国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问题：

　　一是条款费率放而不开，车险市场竞争仍以较为初级的价格战为主。

　　二是监管阀值呈现双刃剑效果，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为确保费率市场化改革平稳过渡，监管机构提出了车险“监管阀值”概念，要求试点公司综合成本率“不能超过过去三年试点地区车险综合成本率的平均值”。这一监管策略有效地稳住了车险市场发展节奏，但是也加剧了市场的价格竞争。

　　三是行业主体自主渠道发展受限，通过提高费用率买保单加剧市场价格战。一直以来，积极发展自主渠道、减少外部渠道占比，都是保险公司渠道战略的重要方向。车险费改中新费率政策取消对电网销业务15%的额外费率优惠，直接导致全行业电网销渠道业务发展受挫，险企转而更加倚重外部渠道，导致车商等中介坐地起价，抬高手续费率，最终导致行业整体费用率快速上升。

　　四是低赔付、高费用导致中小财险公司经营面临潜在危机。费改初期赔付率的下降更多是车主从降低保费角度的自主选择，考虑到未来消费者将多次事故合一报案的可能性，未来中小型险企将会长期面临承保亏损。

　　中墨合作为墨经济发展开辟新机

　　美国全球广播公司《特朗普或将墨西哥推入中国怀中》（9月7日）

　　随着特朗普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的关税进行调整，冥冥中拉近了中墨两国关系。近日，墨西哥经济部与阿里巴巴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将更多墨西哥产品在该公司旗下的电商平台销售。这一举措旨在帮助墨西哥小中型企业扩张中国市场。阿里巴巴也将在物流和支付领域给墨西哥提供先进技术，分享数据分析，帮助墨西哥企业更好地打入中国市场。专家认为，这项协议为墨西哥经济开辟了新机遇，但就两国未来合作前景展望，墨西哥仍面对许多挑战：

　　首先，尽管与中国增加贸易量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但墨西哥每年出口至中国的贸易额仅为70亿美元，远低于美墨贸易的3000亿美元。因此，墨西哥若想使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仍任重道远。

　　其次，两国一边合作一边竞争扩大与美贸易，使得两国贸易发展形势变得复杂。再次，两国地理相隔甚远，而中国更倾向于与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进行商贸合作。

　　最后，尽管此前墨西哥已签署过不少贸易协定，但墨西哥商人对于中国的贸易环境仍不甚了解，缺乏经验。

　　欧洲失业率增长与高涨的民粹主义有关

　　布鲁金斯学会《欧洲信任危机与民粹主义兴起》（9月7日）

　　布鲁金斯学会近期发布报告《欧洲信任危机与民粹主义兴起》称，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的失业增长与不断高涨的民粹主义和反当权政党潮流强相关。高失业率地区的民众对欧盟和国家政治机构的信任严重衰退。具体表现为：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欧盟失业率仍然较危机前的8%要高。尤其在南欧地区，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涨幅超过20％，其国内一些地区失业率甚至超过30％；意大利北方失业率接近于欧盟平均水平，而一些南方地区却上升了至少20％。分析显示，危机后出现失业率大幅增涨的地区，往往是民粹主义政治家获得更多支持的地区，这种现象在南欧最为突出，紧随其后是东欧和北欧，而作为“欧洲中心”的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等国受到的影响甚微。随着失业率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衰退，政府难以说服公众通过并推行一些必要的却不受欢迎的政策，导致国家长期走不出经济危机的阴霾。 (9月12日)

　　中非合作为非脱贫做出重大贡献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新世纪以来，中非经贸合作迅速，在贸易、投资等方面都成绩显著。目前，中非双边贸易已达到1500亿美元，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同时，中国对非投资仅次于美英法三国，成为非洲第四大直接投资来源国。

　　然而，与英法在非洲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掠夺相比，中国的投资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中国投资呈现多元化。除了传统的采矿业，中国对非建筑业和制造业进行了大额投资，不但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还创造了就业机会。目前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投资达到了中国在非总投资的13%。数据表明，中国在非投资每增长10%，就能够为当地创造0.5%的就业岗位。

　　除贸易投资之外，中非还在贷款和融资方面进行了合作。中国目前在非贷款达118亿美元，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融资来源国，投资融资规模占了整个非洲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中国在非投资有助于缓解非洲4亿人口的贫困问题。研究表明，凡是跟中国有紧密经贸往来的非洲国家，它们的贫困率都会比较低。更具体地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每增长1%，就能够减少非洲当地1.5-3个百分点的贫困率。（9月12日）

　　国企经营效益改善将对金融行业产生积极影响

　　汪涛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下半年国企改革速度的加快，市场对国企改革带来的国企经营效益提升和杠杆率的下降并未完全达到预期。尽管如此，我们仍看好国企改革相关的行业和上市公司，主要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宏观层面看，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改善将对金融行业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半数以上的银行信贷属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利好银行，且国有企业增强支出纪律、削减成本，有助于提高利润，减少不良贷款的形成，稳定资产质量。另外，正在进行的“债转股”也有助于减少相关银行的坏账和风险。

　　相比宏观层面，国企改革加速对微观层面更为利好。一方面，通过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加速整合和加强资本开支纪律可能带来宏观层面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速的放缓。另一方面，国企改革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去产能持续和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的实施，供给侧的抑制措施可能会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保持在比上个周期更高的水平。这种组合将有利于保持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水平，但不利于增加未来几个月的投资。尽管如此，一旦未来产能过剩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持续健康的利润水平将有助于推动更多与产业升级相关的投资。(9月4日)

　　化解实体经济问题重在推进改革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金融业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生存发展的根本。面对目前资金的“脱实向虚”，如何更好地适应实业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是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求的关键所在。可改进的领域包括：

　　一是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发展，为优化企业债务结构、降低杠杆率奠定制度性基础；

　　二是优化客户结构。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机构应进一步优化产品服务、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大对小微企业和零售客户等普惠金融业务的支持力度；

　　三是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引导金融机构逐步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树立长期稳健经营的理念，降低对短期利益的过分关注，以推动银企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四是完善、优化监管体系。强化监管是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但由于监管标准的提高或导致金融成本上升，因此完善监管不能一味靠提高监管标准。所以应该在强化监管，遏制金融套利的同时，还应全面统筹各种监管措施，对存在重叠或交叉的各项政策进行统一梳理、整合，并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对需要支持的领域进行适当倾斜。(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