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欧阳觅剑
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8月15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中，将中国2018-2020年GDP年均增速上调为6.4%，此前预期为6.0%。随着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企稳向好，止住了增速下滑的势头，人们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形势普遍看好，对其中期形势的评估也更受关注。例如近期市场热议的“新周期”，就关系到对中期形势的判断。
近日，国务院参事林毅夫教授在“参事讲堂”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抓好机会，中国经济可以维持6.5%以上的增长。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也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不大可能也没必要恢复高增长，但依然有较大的潜力，只要把握得当，就能保持稳定增长。显然，他们都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时间可以实现6.5%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年均增速预期目标。
短期经济走势受需求的影响非常大，外需或投资的变动可以使经济增长率发生较大波动。而中长期的平均增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潜在产出能力，也就是供给侧的情况。对产出做一个简单的分解，等于全部就业人数乘以全员劳动生产率（资本投入与技术发展的作用体现在生产率这个因子中）。那么，GDP的潜在增速基本上就等于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加上生产率的增长率。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超高速增长，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就业人口持续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1996-2015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速为8.6%，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增长，固然与资本投入增长、技术发展（受益于后发优势）有关，但也是受到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极大促进。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较低的门槛，就能从产出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产出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而使全民的劳动生产率迅速就得到提高。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参与到生产率的提升中来，这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经验。这个过程能够持续几十年，重要原因是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并不需要劳动者从头学习太多技能。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是其他国家也有的现象，但劳动者普遍参与生产率的提升则未必是普遍或持续的。美国就是一个反例。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中遥遥领先，某些部门（信息技术产业和金融业等）的生产率增长非常快，这使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很多年份都达到了2%以上。但是，美国的劳动者未能普遍参与到生产率的提升中来，例如其制造业是逐渐萎缩的。因此，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显然低于其信息技术革命的速度，GDP增长率也并不是太高，而且不可持续，2007年爆发了次贷危机，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经济衰退，到今天还未能走出低谷。
目前我国正在科学技术方面追赶发达国家，需要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如果没有劳动者普遍参与而只是部分群体受益，即使科技全球领先，也难以实现中高速增长。中低速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问题不是太大，但对于我国来说，则可能意味着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能提高潜在GDP增长率，从而使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自2015年底以来，通过去产能、去库存等减法，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下一阶段，要注意做减法不能“一刀切”，要减得准、不误伤。同时，还要通过做加法，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
在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使生产效率提高的过程中，需要实现劳动者的普遍参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劳动者普遍参与是更加公平的前提，也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基础。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在公平方面做得不够，主要体现为收入分配失衡，广大劳动者参与了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成果的创造，但未能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更加公平，不但要更加公平地分配，而且需要使劳动者普遍地参与到生产率的提升中来，避免技能门槛将他们隔离在发展之外。这不是杞人忧天，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味追求高端的势头，大城市的就业和居住门槛越来越高，而中小城市缺少好的就业环境。(编辑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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