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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冰
前天，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大结局。这部剧我只在吃饭时有一搭没一搭地溜过一眼，可从袁泉的衣品到马伊琍的发型，却知道得毫厘不爽。从本剧开播那天起，几乎每天，公众号都在推送吐槽文章，社交网络上都有人在为能否抢闺蜜男朋友的伦理问题而吵到互相拉黑。这不，早晨起床，我就看见有人调侃说：豆瓣应该给电视剧在“想看、在看、看过”之外再加一个选项，叫“听过”。
《我的前半生》这么知名，是因为人物和情节富有极大的争议。然而，当人们气急败坏地指责本剧越编越没谱儿，编剧的回答似乎又显出这个人是再明白不过的：观众愿意看的就是狗血剧情啊！
想一想，倒不是全无道理。既然那么烂，为什么还有人看呢？无论剧情多么不合理，观众们不都看得孜孜不倦批得津津有味吗？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剧倒着实参透了时下影视剧的怪现状：话题性远远大于作品本身。许多影视创作者可以驾轻就熟地抛出一个又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引发争论，而不用费力去掂量情节的合理，人物的立体，细节的真实。所以啊，罗子君的红配绿，金高跟，妈妈头，恐怕都是编导埋伏在剧情里的小地雷，目的就是想炸出一个个刺激的话题。
看过小说的读者都知道，亦舒《我的前半生》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取自鲁迅的《伤逝》，涓生和子君。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女作家亦舒向鲁迅遥遥致意：倘或子君没有青春夭折，她和涓生由自由恋爱建立起的小家庭，会遭遇怎样的风波？说到底，还是五四时期娜拉出走的话题的延续。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亦舒则说，子君再次从丈夫家“被迫”出走，可以成为白领女郎，并且，“姿态好看”。
早有研究者指出过《伤逝》的反讽性，“涓生手记”里第一人称“我”所操持的五四文艺腔同鲁迅本人的文风迥然不同，冗长而脆弱，子君的新女性理想，归结起来也只是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你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听着掷地有声，内里却只是同义反复，虚幻而空洞。作为一名通俗作家，亦舒似乎没有洞悉原著文本里的幽微与复杂，她笔下的子君，在离婚后虽然付出了比做全职太太更多的力气，但依然能收获相当幸福的婚恋生活。《我的前半生》的精神实际上是对《伤逝》的背离，亦舒非常天真地补齐了“新女性”自立自强的美梦，并许诺大家：把这个美梦继续做下去吧！
当然了，天真自有其力量。我的白领朋友就一直把师太当作偶像，她自己也努力活成了亦舒女郎。比起这份可贵的自尊，电视剧可以说是一退再退了。不过，电视剧改编里有一处神来之笔，吴越饰演的凌玲，虽然有工作有情趣有心计，但在和陈俊生结婚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第二个死盯着丈夫的罗子君。这个情节折射出了在社会结构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妄图靠个人能力改变婚姻恶劣生态的女性，其努力不过是一个循环的怪圈。娜拉走后怎样的话题，对今天的职业女性与全职太太而言，都十分迫切，这也解释了为何无论剧情多么俗烂，也仍能触发人们讨论的激情。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全职太太越来越多，子君故事的续写，可以说并不缺乏土壤与空气。遗憾的是，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曾经拥有过丰厚的文学遗产，如果今天的编剧能多少吸收一些思想的养料，女性题材影视剧肯定不是《我的前半生》的样子。
我不太同意把大众文化视作仅仅具有娱乐功能——退一步说，即便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凭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一点更好的东西呢？
《我的前半生》的看点是三个女人。同样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英剧《无所畏惧》（Fearless）奉献了一台强悍的大女主的戏。艾玛·班维尔年轻时是一个愤青，如今人到中年，是一名专门为“冷案”中的败诉者打官司的律师。她的辩护人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争议，她常常会被媒体推向风口浪尖。在为十四年前被诬陷杀害校园少女而被判刑的凯文·拉塞尔辩护时，她直接怼上了英国反恐机构的黑人女警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女官员。艾玛的公寓里，常年住着恐怖分子的家人，被诬陷为恋童癖的嫌犯，同性恋者等等。可以说，她的家是随时会被警察扫荡的危险场所。艾玛的个人生活也乏善可陈，她有一个温和的男友，瘫痪的父亲，不理解她的母亲，一直想收养孩子却无法通过慈善机构的审查。但也正是她，在追寻正义与真实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无所畏惧，收获了观众的至高敬意。走出家庭的三位女性的对手戏，真称得上精彩迭起，电视剧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给另外两位女性的婚恋生活一丁点戏份。这股女性风潮，是近几年英剧美剧的主调，相比之下，国产电视剧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就显得有些狭隘。我想，国产电视剧应该像《德雷尔一家》第二季的开头单身母亲路易莎做的那样，充满豪气地说一声：“我们要有一点改变了！”(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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