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雄安新区的新改革

　　期待雄安新区的新改革

　　范欣

　　伴随着“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比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引领发展新理念”这些在之前设立的新区中从未提及的提法，河北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一时间刷爆各种朋友圈及网络头条。

　　雄县、容城、安新这三个本不为外人所知的河北小县城一下成为了全国甚至全球皆知的名城。不仅如此，即便是早已停止房产过户，来自全国的炒房团还是纷涌而至，通过私下交易等手段迅速炒高当地楼价，并转战至周边保定、涿州、白沟等地，大幅拉升区域整体房价。当然，这不仅违背了中央日前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楼市发展大方向，更违背了雄安新区的设立初衷。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当时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口红利、制度红利、环境红利明显，由于毗邻香港，在吸引外资与技术上同样具有先天优势，加上各项优惠政策扶持，劳动力、资本与技术得到了充分融合，深圳特区也很快就发展起来；1992年设立的浦东新区则是在我国对外开放中期做出的又一重要举措，为上海奠定金融中心迈出重要一步，同时也为随后加入WTO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即使如此，两个特区的设立并未上升至千年大计层面，足以证明雄安新区设立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重大转型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出现不断下降，投资回报率也呈明显下跌态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下，2016年以来PPI有了明显回升，但目前尚未有效传导至下游消费品领域，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并不牢固。国际收支上资本项目在2014年已由资金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从这个方面上讲，深圳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从设立到发展属于顺水推舟，而雄安新区设立则属逆水行舟，未来发展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雄安新区的设立首要解决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之时，京津冀区域曾被寄予厚望，并被认为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引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级。三年过去了，京津冀区域虽然在部分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协同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即使一些非首都功能向河北进行了转移，受“一亩三分地”思维、基础设施配套和资源要素禀赋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外迁的多是像“动批”这样的中低端产业，对河北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与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同时，河北又以钢铁、水泥、玻璃等为支柱产业，对京津造成的环境污染明显，近年来随着环保力度的增强，其支柱产业受限问题也较为突出。因而，河北则仍旧与京津两地处于两个发展阶段，北京对周围地区人口、资金的虹吸效应仍很严重，这点从2015年以来北京楼市大幅上涨就可看出一二。

　　纵观全球发达城市，无论是东京还是巴黎，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采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将老城的部分职能迁至新城，并通过轨道交通将老城与新城进行有效衔接。通州虽已经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但鉴于仅能分流北京市市属部分职能，对解决城市病作用极为有限，众多央企与国家部委的所属机构才是外迁的重点。如此大规模的新城建设必须选择一个开发强度不高、水资源丰富并交通便捷之地，雄安新区正好符合一张白纸好作画的特点。

　　当然，基础设施建设、央企与部委二级机构外迁虽然耗时、耗力、耗资金，但在国家战略面前都不能称之为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在现有经济发展格局下，如何打破既有利益格局和各项改革措施的真正落地，这才是雄安新区能上升为千年大计的重要原因。“新闻通稿”关于设立雄安新区的重点任务前五条是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后两条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是新区设立的重中之重，也是引领京津冀区域能否成为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真正能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第三级核心所在。

　　至于具体的改革内容与途径，目前尚未可知，但从新区设立消息公布前就停止住房过户、停止住房施工就可看出，新区的开发不会沿用开发房地产化的既有路径，而会采用引入社会资本和政府投资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住房改革方面，极有可能以建设类似廉租房性质的公共住宅为主解决普通居民居住问题，缔造新型城市化的样板，对于商品房，进行房地产税试点的可能性也较大。在此基础上，财税、医疗、教育、体制改革预计也会陆续在雄安新区登场。从这个角度说，雄安新区是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深水区的一个重要练兵场，练兵成功后具有较强的借鉴性与可复制性。

　　但罗马终非一日建成的，一座新城的建设仅基础设施规划、投资、建设就需要至少五年以上时间，各项改革措施的有效落地恐怕也非一朝一夕之事，让我们共同期待雄安新区改革样板能引领整体经济走出一条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