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国内外经济 形势十分复杂、严峻。为了准确研判和把握今年中国经济形势，近期，中国经济时报30多位记者围绕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增长动力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等问题，采访了目前活跃在一线、有影响力的百余名经济学者。此次课题调查共收到107位经济学者的分析文章，本期特推荐彭刚、邱兆祥、沈明高、宋国君、苏剑、孙剑、孙洁、谈慧娟、唐任伍、滕泰、田杰棠11位学者的文章， 以飨读者 。
56.彭刚：积极调控防范风险惠民减贫稳中求进
彭刚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彭刚
处于国际风云变幻中的中国经济，处事不惊，以“稳”应“变”。要保持稳健发展，就应该保证整个宏观经济的目标适宜、政策有力、重点突出、路径清晰。基于上述认知，2017年中国经
济增长目标仍然以6．5％—7％为宜，这一增长区间目标的设定，其意义不在高限，而在底线，就是说只要能够实现不低于6．5％的增长，经济就是稳定的。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保证这一底线不能突破。
稳中求进当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是包含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的进展，“三去一降一补”所取得的成绩和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为代价所换来的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然而，从根本上来讲，这个“进”应该落实在对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接近。在2017年，1000万贫困人口的脱离贫困，通过各种惠民政策的实施，提高国民的收入与福利水平，使尽可能多的国民能够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红利，就成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也应成为稳中求进的最为重要的绩效指标。
57.邱兆祥：稳增长、防风险政策的现实基础犹存
邱兆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邱兆祥
目前，稳增长的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纾解。就中长期而言，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已在一定程度上衰减，制度创新面临规模报酬递减，后发优势日渐式微，刘易斯拐点被超越的证据不断积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任重道远。
从短期来看，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空前复杂等不利因素影响，外需年内很可能不会发生明显改观，甚至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在内需方面，预期消费需求不会在年内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债务风险进一步凸显，房地产调控政策总体趋紧，制造业尚未出现具有支柱性作用的新增长点，所以自主投资需求有可能进一步萎缩。
此外，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和汇率波动等因素相互叠加，放大了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防风险的压力尚未显著降低。
总之，从中长期和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动力非常有限，2017年GDP增速很可能继续维持在6％至7％的区间内，同时多种重要风险很可能以不容忽略的程度加大，稳增长、防风险政策存在继续实施的现实基础。因此，应在短期内镇之以稳，长期内积极进取，长短结合，稳中求进，并采取统筹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着力推进“去杠杆”，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和手段。同时，全面落实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优化企业融资环境等提升经济长期活力的政策措施。
58.沈明高：稳中有进、以进促稳
沈明高 财新智库
■沈明高
2017年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10个年头，但全球经济复苏依旧羸弱、地域政治风险上升、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具体折射到中国经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2017年，为了稳增长，经济总体加杠杆难以避免。一个不加杠杆或少加杠杆的“低增长”好于依托于快速加杠杆的“高增长”。
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今年更加注重以进促稳。相对于刺激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加法不但可以在短期内支持投资、达到稳增长的目的，更可以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改革做加法的实质是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有效需求。改革加法的路径已经广为人知，关键词是开放，重在下决心落实，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大幅度改善社会有关改革的获得感：一是全面放开服务业，包括放开电信、交通、运输、教育、医疗健康和金融等行业，这本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
二是推动城镇化、农地货币化进程，允许更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同时也改革现有农地制度，在允许农民进城的同时，使得城里人在农村落户成为可能，实现双向良性循环。
三是推出负面清单，缩小准入管制的范围，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
59：宋国君：大力推进简政放权
宋国君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国君
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重，难以转型。总体来看，税费负担包括管理导致的全部成本。建议尽快开展事业机构的改革，大幅削减事业机构，实现真正的简政放权。
认真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严重不足，既降低了对政府的监督，也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极大的需求，但是由于政府的信息垄断，实际上是政府所属事业机构的垄断，以至于环境保护成本超高，既造成了极大的健康损失，又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如果能尽快和正确地推行国务院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环境保护水平，而推进这个制度的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公开。
60.苏剑：应实施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组合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剑
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继续加深，可能出现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系统性风险上升并存的态势，宏观调控难度加大。预计GDP增长速度将在6．6％左右，CPI上涨率约为2．3％。
一方面，尽管物价水平上涨率温和回升，但由于需求和供给“双收缩”的局面将大概率地出现，经济增速的重心将继续下移，经济整体运行依旧偏弱，下行风险犹存。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潜在风险敞口可能会扩大，将困扰下行压力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要素成本在短期内大幅上涨将对总供给造成收缩压力，加大经济的“滞胀”风险。同时，在相对较为宽松的货币条件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预期分化，廉价的资金在不同商品之间的转换造成金融市场震荡，推升金融资产泡沫。
2017年，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在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特征的同时，应实施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组合，适度的需求管理，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的重点应是长期经济运行效率和解决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减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通过“债转股”减轻企业债务风险，同时鼓励竞争与创新、优化民间资本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社会政策托底推动过剩产能的有序化解,刺激优质投资机会，扩大有效供给。另外，还应进一步放开市场竞争、鼓励创新，激励与发展经济增长新动能。
61.：孙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
孙剑 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副编审
■孙剑
由于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4万亿元，增速达6．7％，2017年在此基础上继续实现快速增长难度很大。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基本能够保持在6．5％左右的合理区间内。受稳增长刺激政策影响，财政赤字将会扩大，或将超出赤字率3％的安全线。地方融资平台不断扩大融资规模，债务风险随之加大。快速增长的货币供给也为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在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受到严格管控下，超发的货币极有可能引发价格总水平全面上升。外汇储备流失将进一步强化人民币贬值预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去产能要与绿色发展理念结合起来，产能过剩且污染严重的企业一定要淘汰出局，为绿色发展扫除障碍，促使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去库存要与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在大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引导人口向三四线城市有序流动、定居是最优选择。去杠杆要与防风险结合起来，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时要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降成本要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及各类交易成本，激发实体经济的活力。补短板要与惠民生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补齐长期以来得不到彻底解决的医疗、教育等短板。
62.孙洁：今年PPP项目有望集中落地
孙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公私合作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孙洁
在复杂的全球经济背景下，2017年我国经济依然会保持去年的增长并略有上升的趋势。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持续的高投入，但在当前资源约束、环境约束、需求约束下，基本没有再度扩张的动力存在。通过技术创新替代高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并非一日之功，因此，2017年经济增长依然处在结构转型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从2014年以来，中央积极推动PPP管理模式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运用，很好地发挥了通过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虽然3年多的时间已经有1万多个项目，高达13万亿元的投资规模，但多数并没有落地，经过近3年的准备之后，2017年有望迎来集中落地，将为今年经济增长作出明显的贡献。
为了阻止经济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综合问题，我仅从侧面来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不应当忽视的方面，那就是，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农村道路。解决农村交通成为未来的一个急迫问题，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加强农村道路的投资，这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方面。
63.谈慧娟：紧紧抓住全面改革的牛鼻子
谈慧娟 江西省委党校教授
■谈慧娟
2017年的经济增速应继续保持在6．5％—7％的区间运行，但受房地产等投资增速有所下滑的影响，2017年经济增速较2016年回落的可能性较大，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等。继续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以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下功夫，尤其要加大去杠杆的力度，期待一系列改革新举措，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都是2017年可以预期的亮点。换言之，紧紧抓住全面改革的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动力，依旧是2017年的重中之重。
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要处理好几层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减法和加法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
其次，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因地因企施策，全面实施金融改革，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激发中小企业活力，鼓励银行大力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鼓励优势产业走出去。
最后，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
64.唐任伍：以简政放权和制度创新激发增长新动力
唐任伍 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唐任伍
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有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将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向纵深发展，精准扶贫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将有新的突破，“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国经济发展将延续稳中向好、好中求进的大趋势。
我建议：一是在2017年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简政放权，实现政府的扁平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通那些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最后一公里肠梗阻，使之真正付诸实施。二是产业兴，国家兴；产业强，国家强，政府要进一步减免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释放生产、消费动力和活力，在财政体制上支持实体经济稳步发展，同时政府要加大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互联网＋”的发展，真正使以农业、制造业等为代表的中国实体经济在世界上有竞争力。三是要通过制度变迁方式，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尤其是要通过农村土地产权的深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释放7亿农民的消费潜力。更重要的是根据人的需要，在文化产业上有新的突破，大力发展符合人性需要、开发潜力巨大而又尚未开发的边缘性、革命性朝阳产业。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地方政府主管的一些国有企业，下猛药，刮骨疗毒，通过兼并、重组、置换、出售的方式，减少数量，发展出一些产值100亿美元以上的地方性大企业。
65.滕泰：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有待增强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2017年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但中国目前已经形成的新动能还不足以拉动经济整体反弹复苏，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有待增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释放供给潜力，加快培育新供给、新动能，改变经济“L型”增长走势。仅仅把过剩产能或者老化的产能企业关闭或停产、限产，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关键在于引导生产要素向新供给、新动能领域转移。只有当过剩产业的生产要素，通过完善的要素市场，转移到新供给、新动能领域中，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贡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市场机制的“建设者”，更多发挥“孵化”、谨慎“规划”作用；做好转移过程中的社会保障和职工再就业培训工作；减少不必要的牌照管制、准入管理等行政管制，激发市场活力；降低石油、电信、教育等行业的行政垄断，促进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的配置作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深化劳动、土地、资本、创新和制度等要素市场改革，解除要素供给抑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还需中央、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方形成合力。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只要下定决心“啃硬骨头”“动奶酪”，并及时正确地加以引导，释放各要素、各地方、各行业的供给潜力，中国经济自然会焕发新的增长活力。
66.田杰棠：“解放企业”应成为发展主题词
田杰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田杰棠
2017年，国际贸易摩擦、金融债务风险、房地产价格波动等问题都将是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因素。然而，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应对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些带有长期性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贯彻落实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环境，不断提振民间投资和创业的信心，是关系2017年中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
通过改革和减负来“解放企业”，应作为2017年经济政策的核心着力点。只有把真正的市场主体搞活，才能打下宏观经济从企稳走向反弹的良好基础。“解放企业”首先要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深水区的改革。减轻企业的高债务，短期内可以靠适度增加政府部门杠杆水平来缓解，但是长期还是要依靠金融部门的深入改革，这也是激励企业根植实体经济的根本措施。通过资本市场的改革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的比重，通过银行体系市场准入和监管的改革来引入更多的民营银行，改善大银行攫取实体经济利润的不良局面，使金融体系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发展和创新。不断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领域的改革，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当然，合理有效的监管体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改革和开放更多投资领域的必要条件。减轻税费负担也是“解放企业”的题中之义，尽管这不一定意味着降低宏观总税负。通过税收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征税系统的体制改革，无疑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国际经济竞争不仅是成本因素和市场规模的竞争，更是制度、政策等软环境的竞争。无论面临多么复杂的国际环境，只要“练好内功”，就一定能在2017年迎来良好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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