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的世界秩序隐喻：全球化方向需要发展中国家来坚守

　　达沃斯的世界秩序隐喻

　　孙兴杰

　　201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依然坚持全球化的大方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看法， 更展现了承担国际治理责任的决心。而欧美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并没有出现在达沃斯论坛的现场，美国总统处于交接之际，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没有出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是在发表完“硬脱欧”的演说之后赶赴达沃斯小镇。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创造了一个概念叫“达沃斯人”，显然，达沃斯人面临着越来越不和谐的世界，现在看来达沃斯所坚持的全球化方向需要由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坚守。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精英的碰头会，也伴随着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启航与发展。不可否认，全球化秩序源于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其雏形还是大西洋共同体，基础就在于以北约为基础的集体安全机制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经济规则。在1979年之后，撒切尔-里根革命之后，全球经济走向自由化，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迸发出了活力，改变了世界的样貌。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资本的跨界流动，带来了新的发展模式。

　　上个世纪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在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先声，甚至要比撒切尔-里根的改革还要早。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市场的扩展和深化，冷战结束之后，“两个平行市场”结束了，市场具有了真正的全球规模。

　　冷战结束之后，福山曾提出“历史的终结”，现在想来，其实就是框定了全球化的方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了未来的方向。三十年不到，福山又宣告冷战结束之后的西方自由秩序的终结，尤其是特朗普当选之后，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内在矛盾凸显出来。选举所代表的民主与资本的自由之间并没有和谐相处，民主让特朗普上了台，但是他却在破坏“自由秩序”。特朗普不但对自由贸易没有兴趣，而且对北约也不感冒，认为北约已经过时了。特朗普的言行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争吵。

　　安全和自由贸易曾经是美国构筑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根基，毫无疑问， 特朗普动了这一基础。英国退欧了， 英吉利海峡变得越来越宽，特朗普指责德国将欧元区视为工具，默克尔愤而回应，欧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大西洋也变宽了。就在欧美就“路线”进行争吵的时候，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正在进行之中。当达沃斯论坛落幕的时候，特朗普已经是美国总统了。

　　有评论员认为，没有美国的领导，“西方”的含义就失去了意义。大西洋两岸的主流媒体都透露着这种哀叹。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联合了几位驻外大使呼吁美国不要把区域贸易规则的主导权让出去。全球化，的确到了一个拐点，尤其是在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正在结束，当然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而是西方阵营的结束，至少东西方之间的边界已经模糊了。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东方”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没有拒绝世界，达沃斯也欢迎中国。这是一个多元权力重组的新时代，很难说这是时代的终结，这反而是世界回归到“世界历史”的本原。近代二三百年的确是“西方”不断形成、扩张的时期。全球化所蕴含的力量具有普遍性，工业化、城市化改变了世界运行的逻辑，也带来了权力的扩散。

　　大西洋两岸的争吵，以及中国对全球化坚定有力的表达，都是世界秩序转变的象征。未来的世界恐怕不是权力转移或者霸权的更迭，而是大国政治的重建。有人说，这是零国集团的时代，或者无极世界，也就是没有人愿意扛起全球化大旗的时代。从短期来看，的确如此。既有的全球化的共识正出现重大的裂痕，全球化到底是不是普惠的？

　　基辛格说，世界秩序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了，但是政治却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其实这是一直存在的矛盾，为什么现在如此尖锐呢？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超乎寻常，资本的逻辑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贫富差距扩大，随之带来的是，主权观念的重新回归。英国脱欧的实质就在于英国不愿再让渡主权，特蕾莎·梅要“硬脱”，关键在于要把让渡出去的权力重新拿回来。在资本的扩张和政治的收缩之间，全球化内在的裂痕越来越深。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所代表的那个秩序与现实世界的秩序之间的反差也越来越大。世界，终归还是普罗大众的，尤其是在一个社交媒体时代，政治动员越来越简单高效，封闭的精英与大众之间只不过隔了一道玻璃门。东西方之间的边界消解了，没有特洛伊木马，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在一个未知的世界中如何创造一种稳定且公平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