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诺奖 着眼世界运转的契约设计
契约在通俗意义上被称为合同或合约，是当事人之间对于权利和义务的承诺。而在经济学意义上，通常契约泛指所有具有实际利益的关系
冯迪凡 周艾琳
学校、医院以及监狱这样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究竟应当是公有还是私有化？而教师、医务人员和狱卒是应当享有固定工资还是绩效工资？企业高管的收入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奖金或认股权？
这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制度运行的疑问都指向一个关键机制：要如何拟定一份最优激励契约？
北京时间10月10日17时45分，2016年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授予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Hart）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Holmstrom），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contracttheory）方面的杰出贡献。
其中，哈特专注于研究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而霍姆斯特朗则在如何更好激励雇员方面不断深入理论探索。
诺奖偏爱冷门人选
哈特今年68岁，出生在英国伦敦，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任职于哈佛大学。他关注契约理论、企业理论、公司金融和法律经济学等研究领域，是合同理论、现代厂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创立者之一。专著《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是其代表作，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提出了“不完全合同”理论。
哈特在推特（Twitter）上连发两条推文记录其获奖的感受，自我调侃了一把。“我凌晨4：40就醒了，还想想这么晚都没通知，今年估计不是我。但幸运的是，电话响了。”
听到获奖消息后，哈特写道：“我第一反应是拥抱我的妻子，叫醒我的小儿子……然后去找我的获奖同伴说话。”
霍姆斯特朗出生于芬兰，今年67岁，1994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目前为该院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经济学讲席教授。
本年度的这两位诺奖获得者，出乎外界此前的预期。
分析认为，随着经济学奖受关注度越来越高，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可能需要保持这一大奖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近年来的获奖者名单也说明，依靠各种理论数据预测获奖者不靠谱。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表示：“冷门是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常态。”不过，他也表示，两位获奖者其实早有提名呼声，尤其是奥利弗·哈特。2009年，在相同领域从事研究的另一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斯（OliverWilliamson）斩获诺奖。
哈特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有比较大的影响，当时中国正深化国企改革，经济学界开始在国内介绍他关于企业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激励机制方面的理论研究，产生了许多现实影响。
“2000年时，我曾去哈佛大学拜访过奥利弗·哈特，当时他正好出任哈佛的经济系主任。”张军回忆称，哈特是个典型的英国人，精神很好，活力十足，说话毫不啰嗦。
如何拟定最优激励契约
契约在通俗意义上被称为合同或合约，是当事人之间对于权利和义务的承诺。
而在经济学意义上，通常契约的范围要更广泛一些，泛指所有具有实际利益的关系。在一个契约关系中，通常把发出要约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cipal），而把接受要约的一方称为“代理人”（agent）。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委托-代理人理论兴起，并在经济学家中引发对于如何设计一份最优激励契约的探索。其最初研究成果发现，在雇佣合同中，规避风险的代理人一方（雇员）行为不能被委托方（雇主）直接观察到，而委托方最多只能不完美地观测到体现代理人表现的一些指标。
在此背景之下，霍姆斯特朗1979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为制定一份最优激励契约，应当将薪水同所有潜在可以提供代理人行为信息的结果联系起来，即“充足信息原则”（InformativenessPrinciple）（注：也就是譬如在评估一个员工时，能够提供雇员努力信息的所有指标）。
与之相关的一条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该代理人的努力由于许多干扰因素而难以评估该如何对薪水进行评定，则弱化其薪水同其表现之间的关系。譬如在高风险行业中，薪酬制定就应当更加偏向于固定薪酬，而在稳定的就业环境中，薪水制定则应当同绩效之间加强联系。
在1982年，他开始研究雇员当前薪水并不同其表现明确挂钩的动态局面（《管理激励问题：动态视角》）。在一个竞争劳动力市场，企业必须用更高的未来收入来奖励雇员在当前的工作表现，否则该雇员将选择跳槽。不过，缺乏这种激励的老员工则往往会懈怠。
在1991年，霍姆斯特朗将他此前在1979年的单一指标的模型研究延伸至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雇佣关系研究情景，并得出了改变当时经济学界对于最优薪酬补偿计划和职位设计的看法。
其研究结果显示，独立于任何绩效指标之外的固定薪酬可以令雇员在完成多项任务的时候，可以更加均匀地分配其精力。以教师为例，如果教师的薪水与学生考试成绩挂钩，那么教师将在那些同样重要但无法轻易衡量的领域不怎么下力气，比如创造力和独立思考方面。
不完全契约理论
霍姆斯特朗是完全契约理论的奠基者。简单而言，完全契约理论是一种理想性的契约，这源于其假设前提是：契约双方都是理性的，且契约和履约的环境都是完全竞争市场。
这种“完全契约理论”对于当事人完全理性和完全履行契约的假设遭到了哈特等人的质疑，他们也为此发展了契约理论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并提出契约不完全的原因：第一，理性是有限的；第二，绩效的组成部分和衡量绩效的标准很难界定；第三，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隐蔽信息等行动。
哈特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开创者之一。
哈特本人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后来慢慢进入经济学领域，在斯坦福大学期间同格罗斯曼(SanfordJ.Grossman)教授相遇后，两人开始搭建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哈特与格罗斯曼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即如果一份契约无法在未来清晰地阐述各契约方的行为，那么就必须阐明各契约方在意见不一致之时，谁是有权决定之人。与上文中所说的完全契约理论不同的是，由此，决策权将直接影响事后结果，这也将激励更有决策权的一方做出类似于投资等决策。而在复杂环境中，对于决策权的分配，甚至可以称为绩效分配的替代形式。
哈特的此不完全契约在产权、财务契约和私有化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具体运用。譬如在产权方面，根据哈特等人的研究，在最难以厘清契约的“创新”行为方面，尽管创新者可能缺乏生产或销售方面的专业经验，但创新发明者应该拥有公司的全部资产。
在私有化领域，回到文章最初的问题——根据哈特的理论，以美国的私有化监狱为例，如果私有化的好坏取决于运营者在降低成本和提供服务质量之间的博弈，那么在研究中发现，其运营方对于降低成本的意愿则过于强烈了。实际上，目前美国也正在关闭私有监狱，部分是因为美国司法部发现，私人运营监狱的情况要比公有监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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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永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