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G20前发话：要用国际税收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财政部G20前发话：要用国际税收支持中国经济增长

　　杜涛 韩松

　　9月2日，G20杭州峰会新闻中心举行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国际税改答问时强调，税收支持经济增长，税收支持财政收入的增长。据透露，2016年G20首提国际税收新秩序理念。“在中国主持下，关于国际税收的讨论，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点，就是强调税收支持经济增长，税收支持财政收入的增长。”朱光耀强调，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促进税收的增长，同时来体现税收的公平性。

　　在此之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在中方大力推动下，G20在加强结构性改革“顶层设计”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9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并制定了一套衡量结构性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

　　楼继伟表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是区分轻重缓急，加快推进短期内就能见效的改革项目，如继续简政放权，放松行政管制，推进政务公开，提高行政效率等，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劳动力市场等中长期改革。放松行政管制，这是见效最快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中国近两年多来大幅解除管制，减少行政审批，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联动，推动了创业和创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动力和创造力。

　　结构性改革

　　2016年7月在成都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楼继伟提到最多的词语中肯定结构性改革。

　　楼继伟认为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而不是更多的发挥政府作用。

　　楼继伟在在财政部与经合组织（OECD）联合举办的“应对经济挑战新方法”高级别国际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上表示，财政支持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推动理顺价格关系，推进城乡要素流动，优化投资结构。

　　一位财税专家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的任务的是“三去一降一补”。长远来看，需求侧用了二十年，供给侧也不会是短期的政策，财政要思考供给侧机构构型改革中的责任和使命，财政要从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支持结构性改革。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来的五大任务。

　　2016年的8月，国务院印发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中就提到税费负担要合理降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年减税额5000亿元以上。清理规范涉企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推动理顺价格关系则是当前的重点减少对市场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着力完善灵活有效、无扭曲的价格形成机制。

　　楼继伟以支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为例指出，近年来已陆续出台了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相应取消了最低保护价收购，市场有效发现并形成价格、进而引导农户理性决策的机制已初步形成。下一步，要继续改革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将产业链的扭曲矫正过来，提高资源配置和供给效率。

　　推进城乡要素流动则是针对现在中国正实施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促进产业发展、就业转移、公共服务和人口集聚相统一。

　　2015年财政开始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使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的免费教育。之后将落实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

　　楼继伟在研讨会中认为优化投资结构是相对中国储蓄率高，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协同推进。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既有基础，也有必要，关键是要淘汰落后产能，优化投资结构。

　　中国将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提供税收鼓励等方式，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着力提高设备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投资。面对社会急需的一些公共服务遇到的资金瓶颈，中国政府大力推广PPP模式，吸引私人资本投向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财政对结构性改革起到一个支持和支撑的作用，是为了形成一套更有效率更公平的机制，比如财政对养老医疗之类的，主要是财政如何买单的问题，现在一些区域养老负担已经很重了，地方如何自救，中央如何帮助，要形成一套的机制。

　　在研讨会中楼继伟同时指出，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阶段性适当提高赤字率，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为“三去一降一补”创造一定空间，缓解改革“阵痛”。同时，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革完善财政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真正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具体包括继续完善税制，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研究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

　　7月在成都召开的G20财长和行长会上，专门举行了一次高级别国际税收研讨会，在会议中，楼继伟提出要以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为开端，在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之上，寻求“最大公约数”，推动进一步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

　　国际税收问题

　　2016年8月30日，欧盟裁定：连同利息在内，苹果需向爱尔兰补缴高达145亿美元税款。这是因为爱尔兰政府与苹果之间达成的协议让苹果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在欧盟免去了几乎所有的企业所得税。

　　这或许只是开始，美国的大公司未来或许都将在欧盟面临反避税的问题。美国政府已经站出来与欧盟交涉。这也表明，国际税收问题已经受到足够的重视。

　　“税收问题牵扯到这么多的政治主体，从以前的独立交易原则到现在出现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的新原则，在规则的变动期和落实上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有许多不确定性。”税智俱乐部创始人赵卫刚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朱光耀在2016年9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中也透露，G20杭州峰会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国际税收的改革，特别是避税、税基侵蚀和针对避税天堂这些问题的政策协调。

　　避税、税基侵蚀等问题需要国际税收的改革以及国际税收新秩的重构。楼继伟在7月成都的G20财长会上就提出，G20各国应探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促进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国际税收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业务，近几年，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的业务处室和人员增加以及财政部打算成立国际税收研究中心。这几年反避税的税收贡献也从2011年的239亿增加到2015年的600亿。”一位国际税收专家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与国际税收相关的法律和条文也在继续完善，被称为“42号公告”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在今年7月13日公布。“在反避税领域很重要的一份文件是‘2号文’，也就是《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由于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2号文’的相关配套文件需要逐步落实，‘42号公告’就是针对申报部分专门出台的。”上述国际税收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