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缘何拥有巨大的能量？

　　能量巨大G20

　　杨志勇

　　G20杭州峰会在即，20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的代表将就全球发展困难、贸易保护等问题进行讨论。这个出现不到20年的国际化平台，缘何拥有巨大的能量？

　　历次G20 峰会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包括短期的为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所采取的举措，而且更加重视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构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问题、气候问题以及一些更加具体的全球治理难题如国际税收问题也成为峰会的重要内容。

　　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力量平台

　　2008年在华盛顿召开的G20首次峰会就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达成共识，通过了47条金融领域改革行动计划。

　　2009年伦敦峰会出台总额为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匹兹堡峰会确立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确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金融机构量化改革目标，启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以及相互评估进程，并就G20领导人峰会机制化等达成重要共识。

　　2010年多伦多峰会要求在11月首尔峰会前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同时为发达国家削减赤字和公债设定了量化指标和时间表；首尔峰会完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量化改革目标，就全球经济失衡制定“参考性指南”达成原则共识，并将发展问题列为G20长期议题。

　　2011年戛纳峰会承诺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促进增长和就业行动计划，就建立更为稳定和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全球经济治理达成重要共识。

　　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承诺致力于保增长、促就业、促稳定，继续支持欧洲国家处理好主权债务问题。

　　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决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特别是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把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长至2016年。

　　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以“增长、就业和抗风险”为主题，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全面增长战略、经济改革、就业、国际贸易、能源等议题。峰会决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全球能源治理，致力于实现未来5年G20整体经济增长在当前政策水平上额外提高2%以上的目标。

　　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决定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增加人民福祉。

　　2016年杭州峰会G20各方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和G7或G8比起来，G20的覆盖面更宽。和联合国等覆盖全世界范围的国际组织比起来，G20重点突出，抓住了全球治理的最主要各方，可能实现更高的决策效率。

　　国际组织的决定有赖于各成员国的合作才可能有真正的约束力，但是G20所提供的平台是一些国际组织所难以替代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作为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在全球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由于成员同为发达国家的局限性，部分行动还有赖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可能落实。OECD力推的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就是如此，它的最终落实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力合作。G20提供了合作方案讨论的平台。

　　孕育国际新秩序的平台

　　世界经济的种种艰难状况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现实。无论是国家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都需要变革，以赋予新的力量。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美国，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动用了货币量化宽松或者类似政策。这一举措短期有助于纾解苦难，但透支的是货币的信用。

　　出来混终归要还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美国经济和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深远，同时，各国力度不同的经济政策，不仅对本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各国资产全球配置的条件下，也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政策外溢性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特别是，许多国家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美国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各国的心。美国数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受益的是美国，经济复苏指标上表现最好的是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就业问题解决得较好，从表面上看，欧美经济可谓两重天。美国在2015年加息一次之后，仍然在酝酿着又一次的加息。与此同时，欧盟和其他经济体似乎连加息的想法都不敢有。一些国家甚至祭出了罕见的负利率政策，以压榨货币政策的最后空间。

　　国际经济的困难局面说明，改革势在必行。由于牵扯到多方利益，改革的推进举步维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已经形成数年，但改革进展缓慢。涉及具体利益的改革举步维艰，本来也不奇怪，但是倘若表现出来的是积重难返的局面，那么改革的内在动力就肯定不会消失，相关各方反而会寻找更多的机会来加以突破。全新的全球性金融组织的形成可能不太容易，但新的区域性金融组织的建立是完全可能的。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急需更多的利益协调。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不利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它们有着更多的改变现实的愿望。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同努力，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共建“一带一路”。成绩有目共睹，但显然还是不够的。从根本上看，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构，规则的重塑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这对发达国家来说也不见得都是坏事。旧秩序虽然给了它们利益，但同时也给了它们惰性，导致体制僵硬。

　　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重构和规则重塑，不可能只是纯粹的经济事务，经济政策的最终拍板更需要各国领导人的支持。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更多使用的是货币政策。当货币政策的持续运用已经影响其效力时，财政政策重新得到各国的重视。各种程度不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纷纷出台。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也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货币政策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中还有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约束，而财政政策的协调更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

　　全球共同行动毕竟不同于一国自身的行动。共同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以及谋取个体利益的问题同样困扰着G20。有人甚至认为，G20的作用不如预期的那么大，许多实质性的决议很难落实。这是事实，但短期内看来是事实的事，在未来仍有解决的可能。G20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平台，特别是G20峰会已经形成制度，完全可能在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从G20的运作来看，它在全球治理中致力解决的更多是经济社会问题，诸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构、能源环境等。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G20亟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以促进“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构建。为了这个目标，G20还需要继续努力，特别是在集体行动规则的确立上应该有所突破，以进一步提高行动效率。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