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江南哀歌

　　格非的江南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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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8-29

　　王琳

　　江南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江南，而是被文人传统熏染出的江南。每一段江南历史的终结，都很难不让人想起旧诗文里关于江南的哀歌。当格非借新作《望春风》重返故乡，在废墟之上嗟叹黍离之悲时，即可以视作《桃花扇》结尾“诌一曲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的终结，也蕴含着屈原“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召唤。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再次将笔触置于家乡。

　　与当代许多乡土小说不同，《望春风》回避了描写宏大历史进程的野心，也没有采用新历史小说常用的解构、反讽等一系列叙事手法。左右当代农村命运的重大政治运动被掩映于日常生活之下，劳动、政治、情感都在村庄中自然地生发。作者更关注的是作为本体的人。正如小说主人公赵伯渝的父亲教给儿子最重要的学问即观察人、了解人、学会从别人的立场看问题。这种态度让作者对笔下人物常带有一种“了解之同情”。赵伯渝所生长的儒里赵村藏龙卧虎，村中不仅有文士、有儒生，还有前国军、前特务、名妓。每个人都构成传奇，他们竟然在这一个小小的村庄共同生息交往。格非要做的，也正是怀着一种亲切感与使命感，为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立传。

　　在文学课堂上，格非曾表示，“文学要重新寻找思路，可能要回到传统，回到叙述，回到汉语式的文以载道。”在《望春风》中，作者也正是采用了“讲故事的人”的传统叙事方式为乡村立传。同时，他也在巧妙地动用着谙熟于心的中西方文学资源和叙事手法，试图与诸多伟大作品发生互文性，典型读者可以在小说中遇到《红楼梦》、《金瓶梅》、普鲁斯特、福克纳等的熟悉面孔。作者不断抛出悬念、铺设线索、进行提前叙事。小说的题记中引用了蒙塔莱的诗：“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秘密在小说中几乎随处可拾，正如我们生命所经历的每一刻的全貌都非线性呈现，而是在“多年以后”才能真相大白。小说里的谜底也往往隐藏在河流下游、河堤两岸、滩涂、暗礁处，读者需随叙事者一起借由时间的河流，重返真实的生命。时间，成为解谜的唯一方式，也构成了小说的内在结构。

　　“我”赵伯渝的父亲是个算命的，他擅判人的祸福吉凶，他最精彩的一场表演是在一户人家算出诸事都好、只是膝下无子，唯一的孩子前年在茅坑淹死。“我”向父亲诚心请教，父亲却告诉“我”这些结论不过来源于他对院屋里果树、花台、箩筐、年画、茅坑种种细节的观察。父亲告诉我，“世上没有什么事是无缘无故的”，“学会观察，预作判断，将来对你大有用处”。父亲对算命所做的祛魅如同现代侦探小说中的精确推理，似乎将民间叙事的神秘性置换成了实证科学，然而这一节的标题是“天命靡常”，随后的情节恰恰又陷入了一种天命的神秘主义。父亲与“我”绕道便通庵回家，父亲却突然望着古庙陷入悲戚。他所看到的是“池塘边雪白的芦花丛中，有一艘倒扣的小木船……寺庙的屋顶有一半已经坍塌，上面落满了树叶。绚丽的云朵，在树林的背后堆积着，一轮红日缓缓西沉，正在下山。”此行归来不久，父亲开始安排后事，决定自杀。

　　有心的读者将会在前面发现端倪。半塘寺有个奥秘，进入伽蓝殿即可做梦，梦中能看到自己的前世未来。父亲所做的梦是自己坐在小船上，岸边积雪，天上白云，水中倒映着这一切，一个背对他的尼姑坐在船头。为了解梦，父亲外出，遇见未来的师傅戴天逵，成为被命运所戏弄的“有名无实”的特务。在便通庵，父亲无意中窥见的，也正是自己命运终结的预兆，是那个梦的谜底。在所谓的祛魅之后，作者却又重新将“天命”引回叙述。

　　儒里赵村绝非是桃花源。天命靡常、各奔生死，这种带有宿命论的悲剧性因素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小说人物身上。赵伯渝离乡寻母后，他在邗桥图书馆的同事沈祖英时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父亲生前给出的命运判词日后将降临于每个人头上，然而命运之轮的转向并非是完全形而上的，它蕴涵着每个人的品性，更受时代之手的推动。宏大的历史进程在幕后左右人的命运，当事者有的浑然不觉，有的默默忍受。“活阎王”梅芳曾在村中十分威风，然而她最终被丈夫及众人抛弃、离群索居时，才恍然意识到“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小说中更受时代摆布的一个人是“我”的母亲章珠，她在村民大会上突然发言冲撞政委，却被任命为农会副主任。这一形象几乎是“十七年文学”中李双双的翻版，她们同样爽朗直言、追求进步、被树为典型、并“大义灭亲”批评或举报落后的丈夫。然而章珠懵懂地被严政委献给南京的首长，又出于党性举报前夫的特务身份，却使得自己和身边所有人落入悲剧的命运之网。

　　格非曾讲过一个童年的故事：小时候村中有一个老头爱说一种神秘的怪话，谁也听不懂，每次都能逗得小孩们发笑。当他长大之后回到村里，再次听到这个老头的怪话时，他惊异地发现自己全部都能听懂了，原来那是英文。这个故事被移植到小说人物唐文宽身上，当“老菩萨”唐文宽隐藏多年的国军身份被揭开时，知青小付将他流利的英文翻译过来：“一年当中，有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剑，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赶着月，月赶着日，每天都赶着你去死。等到春天结束的那一天，花也败了，人也老了，我们都将归于尘土。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曾经存在过。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

　　熟悉《红楼梦》的读者会发现这完全是《葬花吟》的白话版：“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林黛玉那种人生如寄的悲剧美学也渗透在小说当中。当时间的河流终结、所有命运的谜题都被揭开时，我们将无法忽视《望春风》中的沉痛感，它笼罩于每个人身上，几乎成为本书的题旨。窥见自己命运的父亲赵云仙、将“死”作为人生第三件大事的赵德正、为自己的冲动举报而痛苦后半生的母亲章珠、亲人全部横死只剩自己和吸毒败家儿子的春琴，他们生命中未尝不有过意气风发的时刻，却又都要忍受如履薄冰的煎熬，惶惶不可终日。正像是法国作家塞利纳《长夜行》开头引用的诗句：“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在严冬和黑夜之中，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在全无亮光的天空。”他们的衰败也是江南村庄儒里赵的衰败。江南属于春天，而春天结束的那一天，也许“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

　　因此一曲挽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说儒里赵村的实体、格非的家乡是幸运的，因为有了一本《望春风》，它将带所有人重返时间的心脏，那时乡村还是中国的主要基体。儒里赵村充满了明争暗斗，即使从儿童赵伯渝的视角看来，也不乏冷酷、通奸、欺骗、阴谋。可是即便如此，他们所构成的共同体仍然遵循着儒家传统道德，存恤遗孤，急难赴义。农会主任赵德正是个孤儿，村人合力将他抚养长大，成年后又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德正随叫随到的帮忙，这是村里不言自明的、朴素的道德秩序。村民曾两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一次是赵德正落难，另一次是为遭遇车祸的国义讨公道。面对外部强力的威胁，村人事不避难、义无反顾、忘却平日所有嫌隙。这种行动与人们如今所信奉的明哲保身的价值观如此相悖。而故事开头“我”所憎恨的梅芳在这两次行动中，一次冒着风雨提醒自己的宿敌德正勿入白虎节堂，另一次则在落魄之时挺身而出率众人为乡亲讨公道，也的确验证了父亲所叮嘱“我”不要只从自己立场看问题的忠告。

　　当代许多新历史小说都着眼于历次政治运动对乡村道德体系的重创，认为革命摧毁了农村的士绅文化，也改变了依托于宗族乡里、绵延千年的深厚道德基础。格非的小说也触及了土地改革、文革等重大运动，然而它们显得轻描淡写。政治运动并非没有牺牲，格非用极克制的方式一带而过，却也能“于无声处听惊雷”，赵孟舒因批斗时拉裤子自杀，严政委被逼在厕所吃屎后用刀片自杀。那种“不辱其身”的态度正是传统文士的价值观。但政治运动中乡亲的温情和善意仍然根深蒂固：赵孟舒作为地主被批斗，押送他时却如同“给劳模颁奖”。文革中被陷害的赵德正，也被政敌安置到祠堂。

　　在儒里赵村，政治运动既未颠倒朴素的道德秩序，亦未改变乡村的生态样貌。格非出生于1964年，乡村土地改革早已完成，文革发生于他的幼年。而实际上，文革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引用理查德·鲍姆的数据表明：在1966年7月至1968年12月之间有231个地方发生农村骚动，其中42%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大中城市50公里以内的地方；只有不到15%发生在距城市100公里以外的地方。60后乡村孩子所经历过的文革可能只是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同“天安门事件”的诗歌成为儒里赵村村民田间劳作的娱乐之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默哀仪式并不能阻挡村人去邻村救火。这使得格非的历史叙述与40后作家陈忠实、50后作家贾平凹等人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革命、土改、文革等几项20世纪翻天覆地、在当代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政治运动将会逐渐淡出当代作家的乡土叙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曾经历过那段历史，而最有生命力的作品往往与作家所处时代密不可分。我们今后的主流作家所经历的乡村的最大变革将不再源自政治，而来源于城镇化、商品化。

　　《望春风》在结构上最大的分水岭发生在第二三章之间，第三章各人故事皆为余闻。主人公离开家乡，自此故乡就开始“每天都在死去”。这个民风放逸又信奉道德伦理的共同体最终断送于资本之手，父亲所预言的“狠角色”赵礼平亲自毁掉了自己的家乡，新的领袖高定邦的政治宏图沦为无意中给资本搭桥的“替罪羊”。土地对资本家的最大意义是开发价值，儒里赵村的消失也就在所难免，村民们被化工厂的黑水逼着接受拆迁，搬到居民小区。资本诠释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逻辑，资本成功之后加冕的道德皇冠则是对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喻。

　　然而小说的结尾在资本驱动的大规模拆迁运动中窥见了一个缝隙，它像是花瓶中被剪断根茎、一息尚存的花朵，像是人生将死未死之间“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也像是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另一个版本的“倾城之恋”，在必然的城镇化、房地产开发趋势中是一个绝对的偶然事件，这个偶然却是在格非身上真实发生的。小说中，由于表哥赵礼平资金链的断裂，已成废墟的家乡并未继续开发，而是任其抛荒。“我”的好友同彬在便通庵为“我”和春琴改建了除电之外一应俱全的新房，“我”得以重返童年的家乡——它是“世界的中心”。

　　正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说：“只有当我们与精神家园失去联系时，时间才能成为结构的因素。只有在小说里，恒常的真实与幻变的时序才彼此分离。我们几乎可以说，小说的整个内在动作不过是抵抗时间威力的一场斗争。”作者用高度诗性的语言描绘了“我”和春琴在便通庵的生活，原先急速飞逝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开始变得无比漫长，对于时间威力的抵抗恰恰是时间馈赠给他们的最好的礼物。新房没有自来水、电视、报纸等一切现代社会的便利，却得以让他们与万事万物重建关系。赵伯渝与春琴回到了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谈论列斯科夫时所回顾的时代，“那时，地球腹中的石头和高悬的神圣星辰仍然关怀人的命运。不像今天，天地不仁，万事万物对人子的遭际皆漠然置之。”油灯照明，柴火做饭，井水泡茶，地窖储存果蔬，光影判断时序，有些读者将这种生活看作是匪夷所思的乌托邦，这恰好证明当代人已经对传统的乡村生活丧失理解，如果我们再联想到这种中国乡村的常态离我们所去不过四五十年，我们可能更会惊异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变。便通庵实际上危如累卵，它宁静美好的每一天都带着末日的危机，它像是《红楼梦》里众人中秋夜即景联句的大观园，在山雨欲来之时享受混杂着悲音的片刻欢乐。

　　故乡已经死去，故乡每一天都在死去。正如格非曾反复谈到的柄谷行人的那句话：“只有当某个事物到了它的终结之时，我们才有资格追溯它的起始。”故事的最后，作者“我瞻四方”，为逝去的那个温情的故乡、那些可爱的乡亲，也为自己身体里难以割舍却终将告别的一部分唱起哀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伽蓝殿里那个悠长恍惚的梦可以回溯过去，也可以望见未来。结尾“我”在明知不可能的情况下，依旧描画了一个极为动人的未来：“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而“我”终其一生所无数次幻想、凝聚着“我”的爱与痛苦的母亲，将会在春风中向“我”走来。这一抹光亮是格非对故乡的深情，它也孕育着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