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积极财政政策见效 巩固成果还需努力

　　积极财政政策见效 巩固成果还需努力

　　2016年上半年，包括营改增、扩大赤字、加大财政投资力度等积极财政政策成效显著，有力支撑了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一季度和二季度GDP均保持在6.7%的增长水平。经济的企稳也带动财政形势向好，二者出现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迹象。

　　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成效显著

　　从收入方面看，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1%，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长7.5%，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第二次上调我国经济增长预期，说明我国经济有望回到平稳增长的轨道，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是其中的一个体现。上半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提升0.6个百分点，保持了从2015年一季度以来的稳定回暖趋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长率继一季度由负转正并跨越式增长后，进一步跃升，且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与此同时，营改增减税降负效应显现。6月我国税收收入较5月少收1003亿元，环比下降7.6%。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态势发生较大变化，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8.7%，其中6月份增长20.9%，营业税同比增长15.6%，但6月份下降86%。营业税大幅下降，是因为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之后，原营业税纳税人改缴增值税，收入在增值税科目中反映。

　　国内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态势变化必然会对中央地方收入格局产生影响。在上半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占比分别为43.5%和56.5%，较一季度的40%和60%的格局有小幅调整，中央收入占比小幅提升，地方收入占比小幅下降，说明营改增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开始显现。从增速来看，中央收入增速较一季度的1.2%增长2.1个百分点，增长超过一倍，地方收入增速较一季度的10.4%回落0.3个百分点，说明营改增对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影响也开始显现。

　　6月，首份营改增数据出炉。数据显示，6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86亿元，同比增长1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8148亿元，同比下降8.6%，中央从地方净上划收入552亿元，拉高本月中央收入增幅8.6个百分点，拉低本月地方收入增幅6.2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到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过渡期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办法对央地财政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尽管这552亿元将用于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但收入性质、时间、用途、可持续性等方面均有所改变并将产生相应的影响。

　　从支出方面看，自2015年一季度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基本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并伴有小幅波动。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1%，较一季度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分中央地方看，与一季度相比，上半年中央、地方支出累计增速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央支出同比增长7.2%，较一季度增速增长2.9个百分点，地方支出同比增长16.6%，较一季度增速减少0.8个百分点。

　　上半年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的降幅进一步大幅收缩7.5个百分点，是自2015年一季度以来形势最好的一季，但这一结果仍主要是地方支出的贡献。上半年中央、地方支出分别同比下降19.8%和0.5%。

　　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支出规模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教育、社保和城乡社区支出，均属于重大民生支出。而增长速度最快的则是债务付息支出，支出金额2347亿元，同比增长38.1%。虽从规模来看，仅位列10项主要支出的第9位，但较一季度环比增长14.7个百分点，增长速度过快，其带来的支出压力和风险不容忽视。

　　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支撑发展作用

　　如上所述，我国为了应对相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赤字和财政投资力度，从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其成效相当显著，目前经济基本企稳。随着营改增等减税政策的扩张性效应进一步释放，积极财政政策将会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

　　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试点是上半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动作，随后出台了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目前改革试点的效果表现为：总体税负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短期内企业税负有增有减的过渡性调整，待增值税抵扣链条正式形成以及征管手段进一步成熟后，会有更多的企业税负实现实质性下降，进而将推进现代增值税制度的加快建成。我们可以营改增改革试点的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最终建立健全现代财政体制，从而使财政发挥出更大的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当然，也需要看到这条道路的漫长和曲折性，因为这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必须做好长期攻坚克难的准备，包括技术瓶颈的突破、征管模式的变迁、国税和地税部门之间的磨合、纳税人的普遍接受和遵从以及税制的进一步完善等等，均不可能一蹴而就。

　　防范赤字债务和民间挤出风险

　　当然，在对积极财政政策成效总体肯定的前提下，还需要警惕可能产生的风险。

　　一是赤字和债务风险。目前我国普遍认知的3%的赤字率，事实上只是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同时产生的政府性基金赤字并未纳入赤字率的估算。此外，还有审计报告揭示的新的隐性债务形式，即兜底回购（保障本金）、保障收益（每年一定比率的固定收益）、分期付款（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名义每年从预算中安排支出），因为有明确的财政资金保证，成为事实上的“明股暗债”，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

　　二是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上半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下滑，而且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民间投资双下滑。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投资领域政府主导和稳增长政策背景下，政府城市建设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性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须在巩固积极财政政策成果的同时，防范和治理已产生和可能产生的政策风险，切实降低政策的负效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