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渐失倒逼我国升级制造业价值链

　　比较优势渐失倒逼我国升级制造业价值链

　　我国制造业在逐渐失去综合性竞争优势之后，亟须通过精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制造2025”整体战略执行框架下，推动制造业发展形态转型，培育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既要通过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型升级，又需加大对大飞机、造船、航天，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在关乎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系列高峰论坛上，有专家提出，当今世界制造业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推进技术超越、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从粗放型向质量效应型、环境污染向绿色制造型等多方面的转变，其中“智慧云制造”深度融合了创新驱动加工业化与信息化，已经发展为互联网时代的智慧制造模式和重要手段，将成为实施“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重要依托。

　　如何在全球金融竞争与新产业变迁的格局中锻造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能否顺利实现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战略转变的重中之重。笔者注意到，就在早几天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访华期间，中德两国在战略和技术层面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两国政府同意为“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搭建相关平台，同意加强在金融、汽车制造、信息技术、航空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如果中德双方在携手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的战略对接中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将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优势互补，而且将为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经济合作提供成熟样本。

　　单论制造业的规模，中国早在2010年便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当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记得当时曾有英国学者惊呼，这标志着“经济史上一个500年的周期走到尽头”。今天，全球几乎所有的一流制造企业都在中国建立起了业务。中国制造业也不再局限于生产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在将更多精力投到生产精密产品尤其技术与资金密集的装备制造业产品上。这些年来，更有部分有实力的中国制造企业陆续开始收购西方的竞争对手。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2009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连续位居世界第一。截至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某些竞争优势。比如，以高铁、核电等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在经过国内较为成熟的产业化运营之后，配合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凝聚高技术、产业化配套及运营管理的中国制造名片。尤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欧、拉美以及非洲等地的开花结果，我国的制造业不仅能部分满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基建领域以及重要装备制造业领域的技术需求和产业配套服务，而且也已经具备了向发达国家输出高铁等中国制造业代表作的综合性竞争能力。不妨说，今天我国制造业取得的上述成就，已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当今全球制造业竞争体系的内涵。

　　不过，与全球制造业事实上的超级强国美国相比，我国制造业在研发基础、自主创新技术供给、金融服务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方面，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一个更让人担忧的情况是，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逼近了美国。有研究表明，2003年至2015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约40%，超过德国同期的25%和英国同期的30%。尽管同期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显著增长，但相较而言，美国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仍要比我国高出90%左右。而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测算，在美国平均花1美元生产的东西，在中国需要花费96美分。如果单纯比职工的薪水，我国比美国要低很多，但如果加上工资对应的产出，并作了相应调整之后，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已经接近了美国水平。而在不计算交通成本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在工资和能源等成本上的差距，已从10年前的14%缩小至现在的不足5%。换句话说，我国制造业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消失。

　　另一方面，随着沿海地区制造业企业综合商务成本的上升及国内市场的日趋饱和，在中国有大量投资的国际产业资本获利回流，有将投资转移至越南、印度、缅甸等价值“洼地”的趋势。这样，极有可能使得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遭受沉没损失；而且由于本土企业没有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致使不少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产业空洞化”风险。事实上，苹果、福特、沃尔玛等一些知名美国企业，已将部分生产制造业务回迁至美国本土。

　　鉴于我国制造业一向引以为傲的比较优势正由于商品和劳务成本的上升而日渐削弱，假如我们不能及时升级制造业，无法在高端产业构筑竞争优势，则不仅很难继续扩大对美欧传统市场的出口，还将由于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而可能使贸易状况恶化；另一方面，一旦新兴市场国家取得相较于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则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势必遭到进一步切割。

　　我国制造业逐渐失去以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代表的综合性竞争优势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快，内外环境的变化，正在催逼我们抓紧行动，尽快通过技术改进和人力资本提升，尽快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技术专才的占比，进而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需通过精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制造2025”的整体战略执行框架下，推动制造业发展形态的转型，加速培育并赢得我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

　　基于此，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制造业整体结构升级。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微观主体市场活力，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降低准入门槛，引进民间资本，营造能催生超级创新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生态；在突破口选择方面，既要通过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已有的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结合在一起，把制造系统的各元素联结起来，推动市场创新、应用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进而加快中国制造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型升级，又要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加大对大飞机、造船、航天、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我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