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世界金融新秩序

　　□郑渝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0年代之后建立的美元控制体系、联合国格局下的主权国家经济主权基石上，存在天然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之外的市场经济国家接受，但维系这一体系的成本过高，最终促使了尼克松宣布终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

　　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8年，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浪潮创造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繁荣，间或发生的局部金融危机不足以遮掩其光芒。尽管这期间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经济治理制度、跨国金融和贸易组织的实际运作等经常受到人们诟病，但“一白遮百丑”，增长似乎总能掩盖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遗产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驾驭金融风险的能力微弱，很难富有前瞻性地对金融危机形成预判并采取有效的规避措施。并且，在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机构与主权国家往往很难建立高度协调的合作关系，这往往会加大金融危机拯救成本，且破坏主权国家在关键领域和重要金融资产方面的所有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初期被废止后，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最近几年来，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学界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主权国家，在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反思时，多次提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认为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重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国际经济协调和利益分配规则中，应考虑有效吸纳和发挥布雷顿森林体系注重多边性的特征。

　　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引进出版的《世界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蜕变与未来》，由法国经济学者、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创始人兼执行长马克·乌赞编著。这本书以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七十周年（1944-2014）为主题，邀请世界各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央行权威人士，就改革与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必要性、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趋势、创新国际金融监管的路线图发表观点。作者包括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麦金农等，还基本覆盖了各大洲主要经济体的监管部门和著名研究机构，既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也涵盖了不同的利益立场，有助于读者从多重视角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与重建达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全书第一部分中，来自不同国家监管部门或研究机构的作者，对国际金融秩序都提出了批评与反思，认为要实现全球经济的相对平稳转型发展，要首先解决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强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反应效能。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埃里克·赫莱纳在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时提出，要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要发挥主导国家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的力量，要促使参与国在新规则中加入有助于实现国家间合作与协调的内容。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则敦促人们重视历史教训，避免新旧秩序转型期内，大国重陷经济和金融民族主义风险——在这样的风险下，国家间很难就经济政策、安全、国际治理、债务重建等重要问题建立合作协调。哈罗德·詹姆斯不看好当前各国展开的协调，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可能，源自一战和二战这样惨烈的历史教训，使得参与方更可能放弃对短期利益的诉求，而真正关注长期利益。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了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缺憾就在于未能创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当前世界的总需求不足，且因持续性赤字会持续丧失信心，要走出这样的困境，就必须致力于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憾，以特别提款权为基准，建立全球储备货币。

　　来自泰国、巴西、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监管部门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分别介绍了本国或本国加入的区域经济组织，在解决跨国金融监管等问题时所积累的经验，对国际货币秩序、金融秩序的走向发表了自己看法。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利益立场和诉求的反映，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配合大国推行改革所开出的“价码”：比如站在新兴市场国家立场上要求欧美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加强对新兴市场的财政援助，努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