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张卓元：供给侧改革进入深水区要敢于碰硬

　　供给侧改革进入深水区要敢于碰硬

　　⊙记者 卢晓平 ○编辑 浦泓毅

　　——访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贾康

　　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记者 卢晓平 ○编辑 浦泓毅

　　供给侧改革正有序推进。自中央作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分别出台了政策措施和行动方案，供给侧改革开始逐步渗透中国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应当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指示？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和贾康。

　　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上海证券报：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和十三次会议，一个共同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充分说明这一改革的重要程度，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做好这项工作。为什么习近平会使用这样严厉的字眼——“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

　　张卓元：“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尽管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动起来了，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区和领导干部还不太适应这场改革，表现出畏难情绪，出现本能恐慌，甚至是不作为懒政。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有些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

　　我理解，习近平用这样严厉的字眼描述供给侧改革，说明这一具有历史性战略性的任务相当重要。正如此前《人民日报》刊发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中，权威人士所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从全球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结构性改革才是走出眼前困境的根本之策。”

　　我个人体会中央着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为了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从粗放扩张型转为质量效益型。习近平讲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三个主要特点中，第三点是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第三点讲的主要是经济转型，也就是中央从2005年开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2015年中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为首的问题。

　　要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经济要转型，非一日之功能实现的。要改变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的惯性思维，对于有的部门有的地方而言，是很痛苦和困难的事。但我们现在不得不做，并且还得做好。不从思想灵魂高度不断认识和再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供给侧改革有可能流于形式，使中国经济丧失强身健体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战略机遇期。

　　中央高度重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是找到了使我国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以及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的有效的正确的途径。

　　贾康：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这五项。既然是问题导向下的改革，就势必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不严厉推进，这事就难以真正落地。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经济正在打造升级版，正要爬坡迈上一个“全要素生产率”新台阶，面临着很多过去需求侧管理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一定要抓住供给侧改革所带来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来解决总体可持续发展和“升级版”发展的问题。机遇窗口期不可多得。

　　过去种种对“供给侧”的疏忽，造就了今日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尴尬。而提出“供给侧改革”正是对症下药之举，是中国引领“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形成后劲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证。

　　在结构优化调整中忍受阵痛

　　上海证券报：去年以来，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都进行了全链条部署。深化供给侧改革重点是落实，具体到“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应当如何推进？

　　张卓元：“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核心思想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需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当前特别重要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现在最难的也是国企改革。

　　怎样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已有明确的要求，但是至今收效甚微。当前去产能最关键的是要让一批“僵尸”企业“入土为安”，而“僵尸”企业主要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僵而不死是靠政府补贴或银行贷款续命。当然，要让“僵尸”企业退出市场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要处理好职工安置问题。但是，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养“僵尸”企业不如养职工、培训职工，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可以说是老大难问题。而国有企业改革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非常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自然垄断行业中放开竞争性业务和引入竞争机制，提出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以管资本为主。这就意味着要让企业和企业董事会行使自己的决策权，完善治理结构，增强企业活力等。但是我觉得，我们从2013年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到现在已有两年半时间，这方面的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相比，好像还是迟缓了一些，有点停留在纸面上。其中特别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怎么样转变职能，以管资本为主，把企业的权还给企业，在这一点上进展极为困难。

　　国有经济现在拥有大量的优质资源，配置效率能不能够提高，“僵尸”企业落后的产能能否退出，这是制度创新、制度改革的问题。所以最近中央深改小组专门提出要落实改革举措，这是很重要的，很有针对性的。当前最需要落实

　　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去过剩产能也好，“僵尸”企业“入土为安”也好，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竞争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贾康：“权威人士”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对这个阵痛必须忍受，要看到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客观要求我们在结构优化调整中要忍受阵痛。

　　换挡期、阵痛期加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意味着不要期望再来一个大水漫灌式的普遍刺激，而是要消化原来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政府部门改革不到位情况下，之前的强刺激还是产生了一些“政府万能”的幻觉，一些官员以为政府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来搞所谓调控。而实际上现在迫切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的阶段政府治理实现转型中，必须更充分地跟其他主体合作和互动，更多注意处理好自己在认识有效市场的同时怎么有为而且有限，特别要充分调动民营经济的积极性，实现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来达到在优胜劣汰的阵痛之后脱胎换骨凤凰涅槃。

　　实际上，我们还要推“三期加一期”的概念，就是在“三期”叠加之外，再加一个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攻坚克难实质性的推进期，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就是要落在攻坚克难上吗？

　　因此，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改革要提质增速

　　上海证券报：高层力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带来哪些效果？

　　张卓元：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改革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阻力不小，困难重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这样。因此，必须有顶层设计，高层力促，才能推动前进。在高层推动下，改革逐步取得成效，可以引导更多的人增强信心，主动参与和自觉践行，保证改革稳步前进。

　　贾康：中央高层力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既涉及压力又涉及动力，也是基于已有的改革经验。第一，从压力看，当下阶段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克难，有进展之中“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风险威胁，问题导向和形势逼迫之下，只能奋力向前涉险滩、啃硬骨头，“壮士断腕”般攻坚克难，力求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这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样是别无选择的，照样要反复强调“狭路相逢勇者胜”、“惟改革创新者胜”。

　　第二，从动力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人认清与把握世界大势和文明发展主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追求“和平崛起”的伟大民族复兴征程，已推进到关键性历史阶段。同时，改革的复杂程度和推进难度，正应了“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老话。在认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能动地引领它，“供给侧改革”正是沿着上世纪80年代从制度供给入手推动全局的基本逻辑和创新发展规律，继往开来并升级式地寻求可持续发展，这必须、也必将得到上世纪80年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构建的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动力体系的升级式的支持。

　　第三，从经验看，改革中的上下互动、凝聚共识，是在风雨波涛之中按“进行时”曲折推进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显然也需要经历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凝聚共识、减少分歧的考验，实质性的改革不仅需要有“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更大的决心、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优化、运行智慧和协调艺术，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积极参与，形成改革合力。在实践层面我们要更多地强调实事求是与宽容态度，包括需要继续鼓励基层、地方在市场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应“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历史演进轨迹不可能如长安大街般笔直，改革攻坚克难中的曲折与代价，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一条重要启示，是坚定改革信念，牢牢把握大方向而执着地努力，会迎来改革渐进中的局部突变和可能促成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波浪式推进”是使经济社会整体跃升的前奏与先导。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一步步清晰明朗，承前启后抓住供给侧这一主要矛盾，推进配套改革系统工程，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长远利益所系，也是以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而启动由全面小康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通“中国梦”腾飞进程的指导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