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华为剥离深圳的伤害可能致命

　　华为不会剥离深圳

　　邹卫国

　　“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华为领军者任正非的判断如是。5月初，新华社发表对任正非的专访。专访中，任正非以“高成本会最终摧毁竞争力”，揭示了深圳未来的危机。之后《别让华为跑了》广为传播，这个文章延续了任正非的专访文章的这部分观点，并使得华为公司的地理布局进入舞台中央，并为聚光灯所照射。

　　在这个专访中，任正非描述了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地球。高铁、网络、高速公路在发展，很多生产要素正在分散，步入“低成本的地方”。

　　不过，华为公司的实践，则展现出了一个更加本地化的图景。用任正非自己的话说：“我们公司在世界资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并且“没有这些能力中心科学家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

　　任正非的布局依据，用的是“资源聚集地”。这是一个中心的概念，而非分散的概念，亦绝非只基于成本考量的布局。

　　讨论深圳与华为的话题时，其实就是在探讨这样一个创新与地理的问题。华为的创新布局表明：从地理的角度看创新，这是一个更加本地化的地球。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确实如此，但是并不一定“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华为是在“世界资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

　　是的，更好的基础设施表明，可移动的要素更多了，所以这是任正非所言的“活力分布时代”，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力分布时代，那些不可移动的要素就变得更加关键而尤其不可或缺。

　　任正非“领先世界”的结论，是对华为创新实践取得成功的注脚。这个业已成功的创新实践表明：创新体系是一个有着重大地区差异的网络，虽然国家的界限在消失，但是本地化资源的重要性在上升。大量的创新因素，并不会跨国流动，只能在他所在的地点被组织和整合起来。跨国公司的创新活动已经全球化，但是，本地化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

　　是的，创新是区域性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经常被注意到的是可以移动的要素往低成本走的过程，但经常被人忽视的一面是：这也是那些不可移动要素护城河加宽、成本提升的过程。那些可以流动的要素，正步入洼地，掉入红海，而竞争优势的根源，则是越加本地化，乃至相对被锁定。如任正非所言，正是这些能力中心是华为领先世界的前提。

　　这个结论扩展开来，也很自然的部分地解释了一个现象：大的跨国公司，核心的技术和资源总是放在本国。

　　为何是共同的选择？跨国公司的民族性是关键因素，但商业考量是决定性的。管理理论大师波特说，母国基地决定了跨国公司大部分技术能力。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基于不可移动的因素的，这种因素就是地理的因素。

　　对于华为这样体量的公司，本地化的创新网络的构架，决定了其全球发展的成败。

　　深圳之于华为，就是这样的地位。是否可以这么说：深圳处在华为创新网络体系的底层？

　　但是，要完全弄清楚关键的不可移动要素，是非常困难的。在特定的地点和时期，背景是给定的，但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大学的数量，公司之间的联系，员工的跨公司、夸体系流动，区域的文化等等，都是创新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的因素、条件孕育其中。比如说，对低技术工人需求的下降和对熟练工人需求的上升，本身代表了知识经济的扩张。这看似微小的调整，其实蕴含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对于创新的意义是隐性的，难以衡量的。又以旧城改造为例，一个现象是：一条热闹的但建筑破落的商业街在改造之后，即使建筑更加恢宏，但商业热度往往就灰飞烟灭了。

　　对于深圳和华为而言，这个结论的意义是：企业从高成本区转换出去非常有挑战性，这可能是一次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谁能够保证，当一个企业整体搬迁以后，能够继续保持他的竞争优势，而当一家关键枢纽性企业出走之后，地方的创新集群还可以继续维持？

　　华为之于深圳，是创新集群的重要有机构成；深圳之于华为，是华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来源。在这个意义上，很容易高估华为之于深圳的作用，低估深圳对于华为的意义。

　　剥离深圳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此，应当引以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