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谋局之年，更是中国经济爬坡涉水、各项改革全面推进的关键一年。“稳增长”有无希望，“调结构”如何发力，“走出去”何以步伐稳健，都是制定“十三五”规划无法回避的难题。

　　在6月25日召开的“中国未来经济论坛”上，政商学界精英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和讨论。

　　本次论坛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万色城集团联合主办，瞭望智库提供智力支持，一方集团提供首席战略合作支持。

　　“稳增长”：压力和前景

　　今年1？5月份，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低开稳走，5月工业生产、消费均呈现出企稳迹象，政策效果逐步释放。不过，这仍然无法抑制今年稳增长的压力。

　　“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是通胀和经济下行这双重风险，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失衡。”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分析认为，国际收支失衡、要素成本结构扭曲引发通货膨胀，而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则分别导致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

　　刘伟还指出，我国工业化程度大致达到工业化完成国家的70%，但农业、工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仅分别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14.6%和46.7%。“中国经济增长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

　　从要素分析的角度，刘伟认为，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劳动增长量、资本形成的增长量以及全要素效率这三大要素中，我国除了劳动增长量增速开始放慢之外，其他两项并未发生严重逆转，而劳动增长量要素本身也只是增速放缓，仍然是正增长。

　　因而，“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中国潜在的增长率会大幅下降。”刘伟判断，再考虑到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以及深化改革的红利和城镇化的推动，“中国还有比较高的增长区间”。

　　中国银行行长陈四清分析预判，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6~7%的中高速增长。因为目前中国仍处在城镇化、工业化持续推进过程中，区域发展并不平衡，这些因素为中高速增长提供发展空间。

　　而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看来，经过2011年后的被动局部调整和十八大以后全面调整两个阶段，当前宏观经济已经处于“调整的最后关键阶段”。该阶段将持续一两年，在坚持十八大以来经济政策全面改革的路线情况下，之后将会发生四个方面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体制会发生全面深刻的转轨，有望初步建成一个开放型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架构。在“十三五”时期，民营经济将发挥更大作用，竞争更加充分，质量和效益目标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第二，到“十三五”末期，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中国将步入低水平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影响力和重要性也会进一步地提升。

　　第三，国内重工业的高速发展阶段或已接近顶点，城市化外延快速推进的高潮阶段可能也会在未来五年逐渐接近尾声，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会进入一个历史性的阶段，要保持中高增长，需要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内涵和集约的方向发力。

　　第四，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领跑的地位会进一步加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和深度也会逐步扩大加深。

　　“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中国经济有望走出这一轮宏观调整的最低下行压力，迎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内生性制度性增长。”卢锋预计，未来的增速还会达到7~8%。

　　“调结构”：方向和机遇

　　“内生增长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方向。”陈四清认为，未来随着全球经济持续放缓和以新能源、低碳经济、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制造业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经济发展需做好四大转变：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向依赖内生增长转变，产业结构由工业独大向工业和先进制造业并重转变，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区域结构由城乡二元化到城乡一体化、由东快西慢到中西部崛起转变。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微博]指出，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制造业要去产能化、金融要去杠杆化、房地产要去泡沫化、环境要去污染化这四大阵痛。

　　但另一方面，“十三五”期间中国面临六大发展机遇：一是社会信息化，比如“互联网+”、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二是人口城镇化；三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四是发展低碳化；五是产业高端化；六是经营国际化，包括企业海外拓展、全球化推进以及自由贸易区等。

　　“‘三新’融合是一个重大机遇。”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杜平认为，以遗传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以“互联网+”或“+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业态，以及三大区域战略和四大贸易区构成的新布局，将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转型以及深化改革这三大目标的机遇。

　　刘伟表示，解决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关键在于结构矛盾调整，而结构矛盾调整要靠创新驱动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要依赖于制度创新。”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主要动力。”辜胜阻分析指出，在当前新的增长模式中，需要依据“熊彼特主义”重振创新基础，为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创业项目以及唤回企业家精神开出药方。

　　卢锋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新的增长点最终需要企业和市场发现和创造。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创建和维护良好的制度与宏观环境，为企业和市场创新提供适宜土壤。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则认为，制造业升级成功与否，将决定经济转型能否成功，我国必须从制造业的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提升。

　　“中国的结构性矛盾要想解决，更多要靠移动互联对原有的传统产业进行‘互联网+’的改造、渗透，使其效率越来越高并与消费需求和社会发展之间更加契合。”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表示，移动互联是解决短期波动和短期结构矛盾的金钥匙。

　　陈四清认为，要以金融创新支持经济转型：一是从总量扩张向成熟市场体系转变。二是从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协同发展转变。他还提示，要同时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以保障金融创新过程中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应该扩大直接融资和加快金融改革以改变目前的状况。”宋国青也直言，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考虑更多地放，包括但不限于利率市场化。

　　“投资报酬的分配是一方面，资源的有效配置更重要。”宋国青补充道，目前很大一部分投资由政府主导投向基础设施，而剩下资金的配置受到中间环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总的效率问题不少。

　　“走出去”：困难和优势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八个年头，全球经济尚未走上稳定复苏的轨道，各国经济复苏态势分化。美国经济增长动力相对强劲，欧元区经济温和复苏，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及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

　　“从未来趋势看，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的新常态。”陈四清指出，由于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预计2016~2020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在3.3%左右，高于过去五年2.9%的平均增速，但低于危机前五年3.7%的平均增速。而全球贸易秩序和规则正在重构、治理结构碎片化、主权债务风险上升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将增加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

　　与此同时，中国“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目前除了制造业、装备这些产能的输出外，也有技术和资本的输出。

　　陈四清表示，全球贸易规则的变化，会对我国对外贸易形成冲击，此轮金融危机中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贸易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虽然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投资，但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如何利用现在这个状态来整合资源，加大对外投资，是一个调整方向。”

　　何亚非则指出，除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广大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承接也将对中国外贸形成挤压。

　　虽困难重重，但在何亚非看来，中国“走出去”依然有软实力、制造业和资本输出三大优势。其中，在制造业方面，201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22.8万亿元，占GDP的35.85%，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超过20%，居世界首位。而且，中国在高铁、交通装备、通讯装备、电力装备、工程机械等领域已经形成了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群。

　　何亚非强调，中国为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重视和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走出去”战略与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和引领治理体系改革的关系；二是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不同文化融合的关系；三是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四是商品与金融资本、金融体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