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年），注定是清前期最不平静的一年。

　　皇宫大内，皇上痛失宠姬董鄂妃，悲痛欲绝，演出了一幕出家当和尚的闹剧。出家不成，身染天花，溘然长逝，留下了“顺治出家之谜”的千古谜团。康熙八岁登基，主少国疑，政局不稳。

　　江南地区，因征税而引发的一场政治风潮，竟然导致四府一县的官绅全被革除功名，轰动全国。史上称之为“江南奏销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朝廷奏销规矩多

　　“奏销”是古代概念，跟今天的“报销”类似，又有外延上的差异。一般说来，奏销的概念更广泛，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经费报销，也包括普通人不太关注的田赋钱粮的征收。而后者，恰恰既是奏销的大头，又是地方官的主要责任。

　　根据清廷的规定，地方衙门每年都要向朝廷逐级奏报征收情况，而它们填报的“奏销清册”，也被规范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四柱”格式，分别记录仓库既有、新近征收、花销折损和实际收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

　　在奏报的过程中，各省的布政使司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布政使司，简称“藩司”，“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省财政厅。省里的府州县必须先把当地钱粮出纳册报送到布政使司，接受审核。一切无误后，这些分散的出纳册由布政使司合编为统一格式的全省年度钱粮奏销册。

　　奏销册编好了，送到哪儿呢？

　　国家最高财政主管部门，在当时是户部。直接送到户部吗？全国的奏销册如果一股脑砸过来，任何一个经办人和经办部门都吃不消。

　　户部想了个办法：分片包干。全国18个省的财政工作，分别归口到户部下设的14个清吏司管理。这些清吏司负责收取对口省的奏销册，经过汇总整理和分析审核，确保账目无误后，由户部草拟专题报告，以题本或奏折形式呈报皇帝。

　　地方官遇到天灾人祸总是难免。不过，一旦造成粮食减产，经济衰退，或是资金挪用，营私舞弊，导致税源枯竭，无法完成朝廷规定的征税任务，那可就惹大麻烦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就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他该怎么办呢？

　　积欠税银问题多

　　清朝初期，战事不断，耗费钱粮众多。江南地区素有“苏湖熟，天下足”和“财赋半天下”的美誉，历来是朝廷税收重地。官府为了支撑战争，弥补军费不足，在这里实行了比明朝更严苛的税收政策，征税力度之大，搜刮程度之狠，史上罕见。朝廷对地方官实行严格的政绩考核办法，征税不足额就要受罚。

　　清廷的做法，其实是改变了清兵入关以来，靠减免赋税争取汉族士大夫人心的最初政策，转而实施“杀鸡取卵”式的劣政。缙绅们被剥夺了免税资格，当然不满。但面对官府，他们不敢来硬的去对抗，只好来软的，发动聪明才智，“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有人靠昔日的权势交结官府，拉拢书吏，隐瞒亩产，拖欠钱粮。有人资金周转失灵，或是遭遇困难，没钱交税。有人干脆装糊涂，充耳不闻征税通知，故意到期不交。大家都放下身段，用软磨硬泡的方式抗粮抗税，跟朝廷对着干。

　　这样一来，有权有势的富人交的少，无权无势的老实人交的多。几年下来，江南多个州县的拖欠钱粮折合白银数十万两。积欠这么多，根本还不上，各州县到布政使司衙门奏销肯定过不了关。这样一来，问题严重了。

　　顺治十五年（1658年），奏销案率先在嘉定县曝出，后来逐渐蔓延到江南各州县。按照朝廷规定，欠税40%以下，就要剥夺功名，责打20大板。欠税越多，责罚越重。朝廷还发布了一道谕旨，要求地方督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彻底清查，如果继续包庇欠税缙绅，就要以渎职罪论处。可这道谕旨和朝廷的规定，并没有引起欠税缙绅们的警觉。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岁的玄烨刚刚登基，懵懂无知。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深知钱粮收缴不齐，威胁国家财政安全，便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发布谕旨，要求各地官员加紧督办，按期完成征税任务的才能在绩效考核中被认定为称职。如有推诿拖欠，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冻结其升职调转，待限期内将钱粮补齐再解冻。如果在限期内仍无法补齐积欠钱粮，要么革职拿问，要么降级处分。从速补齐拖欠钱粮的官员，即便因故降级留任，也可以立即官复原级。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撑腰，地方官纷纷跳了出来，向江南缙绅们发起了催粮催税的猛攻。这些地方官里的急先锋，就是江苏巡抚朱国治。他会采取什么手段催缴欠税呢？那些手眼通天的江南缙绅会束手就擒吗？

　　巡抚大人手腕毒

　　在落实朝廷谕旨的执行力上，朱国治在康熙初年的封疆大吏里能排进前五名。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出任江苏巡抚，恰好赶上郑成功举兵北伐，包围江宁（今南京）。于是，郑成功的进攻就成了他征税的借口，到处敛财，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

　　有了朝廷的谕旨，朱国治马上下令查账。只要有欠税，哪怕只欠一丁点，也要抓起来问罪。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四府和溧阳县，加在一起抓了13517名缙绅，包括2171名乡绅，以及11346名生员（秀才）。朱国治要求他们两个月内必须将欠税赔补完毕，否则从重治罪。至少要剥夺功名和打板子，严重的话还会革职、充军、抄家。

　　不光抓人，朱国治还把钱粮积欠分为“宦欠”、“衿欠”、“役欠”，奏销时分别造册，注明欠税数目、欠税人名单，相当于编写了一本江苏缙绅欠税情况汇编。

　　朱国治的严厉催逼，确实把一部分缙绅们吓坏了。第一轮清查完毕，就有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生员（秀才）主动清理积欠，追回白银总计4.9万两。可是，这点银子相对于江苏省的征税缺额差得很远。朱国治相信，一定还有数量更多的缙绅在观望，甚至坚持抗欠。光靠吓唬是不够的，得动真格，放大招，下狠手。于是，江苏省巡抚衙门启动了更猛烈的第二轮清查。

　　第二轮清查的对象不光是欠缴税银，而是直接抓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因欠税而被官府逮捕的缙绅多达13517人，衙役254人。不久，朝廷对这1万多人做出了处理决定：不管欠税多少，不管职务高低，所有缙绅的功名全部革除，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

　　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政治前途遭遇不幸，还有他们的家产。人前脚被抓走，家产随后就被官府打着冲抵拖欠税银的名义一扫而光。等他们走出监狱，回到家里，发现家已不家，一塌糊涂。

　　倒霉的缙绅和官员里，不乏当时名士，包括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翁叔元。己亥科殿试勇夺探花（进士及第第三名）的叶方霭，就因欠了一厘银子，也被削掉了功名。虽说他曾上书陈情，强调自己欠的一厘银子，折合铜钱一文而已，相当于今天的两毛钱，但还是被朝廷驳回。留下了一段“探花不值一厘钱”的民间典故。

　　经济问题政治化

　　短期来看，江南奏销案只有一个赢家，那就是朝廷。

　　表面看来，它似乎达到了“一石二鸟”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大规模抄家补上了长期积欠的税银，地方官府可以向朝廷足额奏销，完活交差了。财政拮据的困局得以缓解，至少军饷是不愁了。另一方面，经历了牢狱之灾的江南缙绅们，财力崩溃，斯文扫地。那么，清廷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缙绅富户呢？

　　清兵入关后，朝廷一度奉行入乡随俗政策，拉拢汉族士大夫支持新政权。然而，随着清军节节胜利，迅速席卷中原，摄政王多尔衮似乎被冲昏了头脑，竟然一改先前承诺，强行推广满族发式和生活习惯，甚至编出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谣广为传播。

　　明末以来，江南地区向为人文渊薮，程朱理学影响很深，“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强烈。本来就对清王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非常抵触。面对清军的虎狼之师，扬州、江阴、嘉定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也因此在城破后遭遇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给江南汉族缙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坏印象，加深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

　　就在嘉定县奏销案案发之际，郑成功的大军已经打到了长江口，江南多个府县望风披靡。那些忍了十几年的江南缙绅似乎看到了出头之日，纷纷箪食壶浆，迎接郑军到来。依当时情势，如果江宁失守，清廷在江南的统治很可能土崩瓦解。

　　郑成功在江宁城下过于轻敌，招致惨败。对于清廷来说，这是一件幸事。惊魂甫定，清朝最高决策层就在琢磨：为什么郑成功大军在江南势如破竹。他们的一致结论，就是江南缙绅的反清情绪犹存，怀柔政策已经失灵，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予以打压，彻底摧毁江南缙绅反清复明的基础。于是，江苏巡抚朱国治就成了这件事的操刀手。整顿赋税、清理积欠、完成奏销，本是经济工作，却被他异化为整治江南缙绅的政治手段。

　　清廷赢了。剪除异己、维护江南政局稳定的目的达到了。然而，赢得并不光彩。采取普遍打击、杀鸡取卵的做法清理积欠，完成奏销，只能缓解一时的财政紧张，却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税源，只能强压住缙绅们的反抗情绪，让他们看起来服服帖帖，拜倒在强势的朝廷之下，却无法弭平他们心中的创伤和不满。

　　十几年后，三藩之乱爆发，战火烧遍南中国。为了笼络人心，争取江南士大夫支持，已经亲政的康熙帝这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里被革除功名、降职使用的官绅缴纳银两，恢复功名，官复原职。江南奏销案的闹剧才算落下帷幕。此后，这一风波逐渐淡出了清朝官修史书，没人再敢提及此事。以致到了20世纪，许多学者想研究这段故事，却找不到连贯详实的文献史料。

　　又过了半个世纪，清廷再次面临地方赋税积欠严重，财政亏空难以维系的大麻烦。雍正帝并没有效法多尔衮杀鸡取卵、掀起政潮，而是通过推进制度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打击贪官污吏和加强政绩考核，将斗争范围局限在官场，最终解决了这一顽疾，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奠定了承前启后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现供职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