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实施9年后，天津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4月21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

　　如果说自贸区以及滨海新区的综改试验是“冲锋队”，那么天津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需要带动的“集团军”，这也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自贸区建设“既要有苗圃，又要有林地”的应有之义。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认为，办好天津自贸区要充分认识到这是国家应对国际政经新变化的破局之举，是与国际通行投资贸易规则接轨的重要举措。

　　2015年是黄兴国从甬江之畔来到海河岸边任职的第12年，这些年他成为天津经济总量快速提升、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综改试验、自贸区试验全过程的亲历者。近日，黄兴国就自贸区试验、政府职能转变、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问题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

　　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国家第二批的三个自贸区之一，也是目前北方的唯一一个自贸区，天津自贸区下一步将试验什么？

　　黄兴国：天津自贸区将在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的同时，立足自主创新，突出天津特色，努力与上海自贸区形成互补试验和对比试验。我们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三三”，也就是服务三大国家战略，搞好三个结合，发挥三大优势。

　　服务三大国家战略：一是服务好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战略；二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三是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天津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结合点，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要节点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区位优势独特，桥头堡作用明显。

　　搞好三个结合：一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区内区外创新发展相结合。天津自贸区既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又有非监管的产业发展区，这是在上海自贸区一期模式基础上的创新举措。二是制度创新和发展实体经济相结合。自贸区建设既要有“苗圃”，又要有“林地”。我们将通过实施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行政高效化制度创新，着力推动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海港与空港功能作用相结合。海空两港共同处在自贸试验区内是天津的一大特色，也是天津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要把二者结合好，实现联动发展。

　　发挥三大优势：就是发挥租赁业发展优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优势，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叠加的优势。

　　比如，租赁业优势。租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与信贷、资本市场并肩成为社会融资三大工具之一，天津的业务量已经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率先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政策环境，现在已完成750架飞机、700多艘船舶租赁业务，租赁品种不断拓展，完全可以为京津冀地区、北方地区服务。融资租赁对于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促进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都有着积极意义。国家要求天津自贸区以发展租赁业为突破口，作出自己的特色，创出自己的品牌。

　　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努力打造制度创新新高地、转型升级新引擎、开放经济新动力、区域协同新平台、“一带一路”新支点。

　　《财经国家周刊》：天津自贸区分为围网内和围网外，这两个区域在监管和试验方面将有怎样的试验定位？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也发布了自贸区2015版负面清单，现在四个自贸区用的是同一个版本的清单，那么怎样实现天津的错位试验？

　　黄兴国：特殊监管区是16.96平方公里，包括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区和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也就是围网以内，通俗讲就是实现“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模式，剩余的100多平方公里就是非特殊监管区。特殊监管区域重点探索以贸易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开展货物贸易、融资租赁、保税加工和保税物流等业务；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重点探索投资制度改革、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推动金融制度创新、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在建设自贸区的过程中，我们还特别注意让老百姓感受到自贸区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我们已经在民园体育场建立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五一假期期间已经开业，这就是将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与天津中心城区联动起来发展的新模式，在确保关税不流失的情况下，让天津市民可以在家门口低价“海淘”进口货，这里面有服装、化妆品、手提包、食品等都处于保税状态，比一般的商场要便宜20~30%。这个模式，我们将在于家堡金融服务区以及京冀地区进行布点推广。此外，我们的汽车平行进口平台也已初步搭建起来，东疆国际汽车城已经在5月18日开业，这里的每辆进口车要比常规进口车平均便宜10~20%。

　　关于负面清单的问题，这是我们自贸区改革的一个核心，国家对四个自贸试验区使用同一版本的负面清单，我们将认真落实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减少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不断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

　　自贸区下的政府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在自贸区新的背景下，政府自身改革还将有哪些新的计划？

　　黄兴国：这几年天津在申建自贸区的过程中，一直在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自身改革，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们持续推进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颗章都不需要盖”，过去政府“审批就是监管、监管就是审批”，在我们的自贸区试验成功后，完全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也就是说负面清单之外的事项都不需要批了，这就完全与国际接轨了，以后的政府职能就是要取消审批，聚焦在监管上，实行“宽进严管重罚”。

　　过去我们各个部门一共有109个印章，现在我们逐步封存起来了，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给我们来电话，将封存起来的印章收藏到了国家博物馆。我想若干年之后，印章审批这个概念可能都没有了，我们的下一代人会感觉很奇怪，过去办一件事为什么需要盖这么多章。这样一项改革，我们在全国来讲是走在前面的。

　　“宽进”必须要强调“严管”，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就是怎么管？比如现在就出现一种误解，审批不搞了，那是不是每个部门都可以去管了？如果几十个部门轮番去企业检查，企业一样受不了，今天这个戴“大盖帽”的部门来查税收，明天另外一批人查假冒伪劣，后天再查安全生产、卫生情况、环保等等，凡此种种，企业也会不胜其烦。

　　我们开出的改革药方是“一个部门管市场”。将工商、食药、质监三个部门合并，成立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行使市场监管职能，建立起大市场大部门监管体制。“一个平台管信用”。一个企业的所有信息，比如国税、地税、信贷、环保等等，都集中在一个信息平台上，所有记录一目了然。如果这个企业一年里没有不良记录，所有部门都不能随意给企业增添麻烦，让企业在宽松状态下发展，目的就是要实现守信企业“一路绿灯”，失信企业“处处受限”的效果。

　　不去无端干扰企业不代表政府撒手不管。我们通过抽查的制度安排，实现对企业合法经营的有效监督。我们的原则是“一张表格搞监管”，比如一共15个部门要查多少项都在这个表格里，但哪个部门去查是随机摇号的，被查的企业只占到3%。审查后结果通过政府监管平台共享，这样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扰，又正确地履行了监管的责任。

　　另外还有“一份清单管边界”、“一支队伍管执法”和 “一份单卡管通关”。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利用自贸区的大背景，实现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更优服务？

　　黄兴国：当前融资难是制约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这恐怕是一个普遍问题，天津市也是如此。市科委有个调查，全市主营业务收入500万以下有融资意愿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73%没有拿到过银行贷款，也就是没有过首笔贷款。

　　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向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我们尝试建立了中小微企业贷款和保险风险补偿机制，市、区县和滨海新区拿出60亿元，以合作金融机构当年新增贷款达到一定增速为基本条件，对向中小微企业发放首笔贷款和信用贷款形成的坏账损失给予50%的补偿。

　　首笔贷款问题很好理解，而信用贷款方面的问题是说正在成长中的中小微企业，有业务订单、需要扩大贷款，但是没有抵押物，需要银行放信用贷款。我们通过这两个切入点，作为风险信用补偿的基本点。

　　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放”，我们认为科技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创新的活力不够、创新成果不够，但另外一方面又是创新资源闲置、创新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这主要还是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造成的。

　　改变创新者动力不足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激发创新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已经推行一项改革，让天津的大学、科研院自己拥有科技成果处置权、分配权、收益权，不需要再进行审批，收益都向一线科研人员倾斜分配。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天津责任”

　　《财经国家周刊》：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三省市的发展都面临着崭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年天津市一直在主动对接北京、联系河北，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天津如何对接好这一机遇？

　　黄兴国：首先是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交通先行。我们建成了津秦客运专线，京秦高速公路天津段也在加快建设，参与组建了“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在京冀设立的“无水港”增至10个，与河北省合资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京津城际高铁从北京到天津站只需30分钟，今年8月份延伸线开通运营后，从北京南站45分钟就能到达滨海新区的于家堡站。此外京津之间的第二条高铁也在规划中，从北京站到通州、再到天津机场后到中新生态城。双高铁的布局可以把滨海新区的大平台作用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承接非首都功能方面，滨海新区是一个最大的平台，有800多平方公里不需要动迁、而且不用占用耕地的可用土地。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的基本构想是，既有错位，又有资源共享，力求在协同共享上做出特色，并不是北京发展好的我们就一定要避开，那样天津可能也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京津科研人才之间的联系方式是多样的，创新创业人才既可以住在北京在天津工作，也可以住在天津而在北京工作。北京的科研院所未必都搬到天津来，可以将一些特设和分支机构设在天津。在仪器使用方面，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天津和北京的科研院所的仪器全部互相开放使用，用后按时间结算。

　　这种协同共享的发展，将成为天津发展的新动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北京非首都功能要转移、人口要严控的条件下，天津要打协同的牌、打一体的牌、打资源共享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