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在福州参加“福建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谁料交流会变成了诉苦会，企业家纷纷诉说企业无权之苦：被高度集中的旧体制捆住了手脚，生产计划、原材料、产品、工资奖金、干部人事等全得由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甚至于“企业建个厕所都要层层报批”。

　　他们联名上书，写了一封《“松绑”放权呼吁信》。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看后要求《福建日报》第二天就发表，而且亲自写了编者按，说“请给我们松绑”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30年后，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不少企业家仍然呼吁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贵州中和投资的戴建良说，民营企业家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束缚很多，不是法律的束缚，而是长官意识的束缚。娃哈哈的宗庆后说，搞活经济首先应该对企业松绑，国有企业改革最好的办法是让国有企业内部经营者和员工持股，责任心和激励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转型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代表，绿地集团的张玉良说，从体制来看，我们有职工持股会，1997年到现在，再加上社会资本的力量、国有的力量，实践中充满动力和活力。因为有各种所有制混在一起，国资委[微博]的管理、政府的管理就比较灵活了。

　　张玉良讲过，企业走向全球化，如果董事会没有职权，都要报批，全球的项目基本都吹光了。以前北京批下来一个项目一般是6个月，我们跟人家谈判一定要坚持6个月，但人家不跟你谈6个月。现在尽量是3个月，商务部、发改委都开明了。如果不是董事会、股东会的机制，那么传统国企的经营者怎么敢擅自把钱弄出去？肯定做不到。

　　传统国有企业的干部讲组织配置，很难讲市场配置。混合所有制的优势就是在奖惩激励机制上，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在经营机制上是非常灵活、贴近市场的；在授权管理上是有集中有下放，利用调动更多积极性的。所以张玉良经常说，根本在人，关键在制度。

　　混合所有制的推进，很多地方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在这方面迈出大步的话，经济的活力、动力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