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妮

　　想把城市人的感觉画出来

　　第一财经日报：你1980年进浙江美院学国画，但对超现实主义和波普艺术产生了兴趣，请你聊聊当年的想法。

　　宋陵：国画系主要画人物。那时候跟着老师学的都是传统国画，白天上课学书法、临摹古画、学速写；晚上一帮年轻人去图书馆，当时据说浙美的图书馆是全国最好的，有很多外文图书。我很喜欢达利、马格利特，尤其马格利特，因此我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多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同时也喜欢安迪·沃霍尔、利希滕斯坦，那种印刷出来的感觉。

　　那时候我挺喜欢传统，但总觉得不够表现现代生活，想找一些新的手法。1989、1990年提出实验水墨，后来就有了新水墨，那时候却没人觉得我画的是国画。张培力他们都是画油画的，觉得我画的内容也是现代派，就在一起玩。

　　学水墨，对当代思考得很少，主要学的是技巧。当时很多人喜欢画内蒙古、西藏的乡土，流行伤痕文学，但是我想把城市人的感觉画出来：像傻子一样，人都呆呆的——我们为了反对他们，提倡理性绘画。我们去工厂，觉得工人通过现代机械好像有点异化，没有什么思想，人好像也变成了工具、零件在流水线里转，人的性质开始变了一些。国画从来不会关心这些，要么山水、花鸟，人物也都是画农村老大爷、老大妈，这种生活气息反而是我们不想要的。

　　日报：当时你特别反感画传统？

　　宋陵：这很明确，我对传统水墨一点兴趣都没有。到最后（水墨画家）都画小品、古装人物、仕女之类。画院经常出去搞活动，到一个地方，提供我们吃住，我们就要画些小品给他们，比如什么李白醉酒啊、西施啊。或者有些大型题材，如革命烈士——这都是那时的美院毕业生画的。最多的创作题材是苏州姑娘、蒙古包和牧民，蒙古人脸宽宽大大、衣服长长的线条拉起来好看；藏民的服装，人脸很黑，那些红红的脸画起来有效果。

　　我毕业以后，类似一张这种传统作品都没有画过——我的画放在画院展览，感觉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日报：那时候你父亲怎么看？

　　宋陵：我的毕业创作，他看到稿子就说肯定是两分，不及格；我妈那时也在教花鸟，她觉得不用怕。最后反而是最高分。其实那半年，美院的领导、老师的观念在改变，社会刚改革开放，正强调创新，他们认为这是新的，结果就变成了五分。

　　日报：“池社”时期的作品冷冰冰的，可是你在1994、1995年间创作的“太极”、“气功”却有很多气韵、情绪，仿佛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为什么有这种改变？

　　宋陵：1988年出国之后，遭遇文化的碰撞。去澳洲唐人街看——那里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很早移民过去的，保持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传统。华人商店专门卖烧香拜佛、纸钱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我觉得这么陈旧的东西，竟然还保留在那里。气功其实是带着讽刺的心情在画，意念断筷子，人隔着墙看到里面桌子上纸里写的什么，怎么可能嘛！所以里面带着点幽默的东西。人都是符号性的，后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系列。我现在弄不出来了。

　　当代水墨的静有点无病呻吟

　　日报：你对国内现在的当代水墨怎么看？

　　宋陵：从画面效果来讲很弱，现在都强调静、雅。但是感觉视觉上的表达力不够，而且气息很相像，个性不强。他们画的静，有点无病呻吟，因为古代文人的那种静你是画不出来的，本身人生活得非常静，才画得出来。现在这种觉得是刻意追求，老酒吃饱了，生活肯定是都市化的、烦躁的，作品却又宁静，非常不真诚。也不能说是假，本身艺术就是假的。

　　日报：你自己的水墨精神反而是反传统水墨的，反对静的东西，而是表达城市。

　　宋陵：大家现在画山水、画千岛湖，我一点意境没看出来。对我来说，水墨其实就是一种工具，水和墨掺在一起，出来的视觉效果是我喜欢的。纸张和墨的干或稀，我只能大致控制，最后的效果有时候达不到、有时候出乎意料。而且，水墨的绘画性很强。但是这到底能弄出什么精神，我觉得有点虚，也不知道是什么。

　　日报：现在学国画出来的人，只走传统路线还有出路吗？

　　宋陵：我认为没有出路，我以前买过一套元人画册，浙大出版社出版的，很贵，十二本，全部仔细看过。想画传统水墨，你连古人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他们那种技巧、对山水花鸟的理解。加上那个时代环境下对山水的理解，和我们这个时代对山水的理解完全不同。

　　日报：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其实是怎样把当代社会与水墨所代表的传统与根本连接，你怎么认为？

　　宋陵：用传统水墨技巧很难表达现代的东西，所以现在当代水墨在技巧上还是有所改变的。要结合得好，必须丢掉传统的框框，才能跟时下的生活环境连接在一起。你看到这张画就觉得是2014年，而不应该像来自上世纪50年代。

　　技巧上应该改变，而表现的内容也应该与当代现实连接。很多人把水墨看成神圣的东西，但我也不知道水墨精神是什么。我只觉得一个画家有水墨精神，叫梁铨，做拼贴，把水墨画的高丽纸、皮纸一条条撕下来拼起来，他反而已经不画了——画上去很容易没有水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