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之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仇立平曾在课堂上讲过龙应台那篇著名的《啊，上海男人！》，用以讨论两性平等状况的变迁。在这篇1997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里，龙应台这样描述上海男人：“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她写了很多关于“上海男人”的细节，比如温柔、体贴、善于家务、对妻子言听计从。

　　如“上海男人”一样，之后对男性的指称和归类先后出现了许多，诸如“花样美男”、“高富帅”、“经济适用男”和如今的“暖男”。顺着这些词汇所指涉的含义，或许可以考察社会心理的变迁。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对男性的评价已经慢慢发生了变化。女性对男性的审美，已经不是如以前那样以阳刚和男子气为标准，而希望获得男性更多的理解和精神沟通。这可以看作一种男女平等的趋势。”仇立平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社会依然是以男权为轴心的，层出不穷的语汇代表着女性的想象，也恰恰是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表征。而在信息时代，社交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中，男女平等的状况具有诸多不确定性。

　　第一财经日报：形容某些男性时，曾经有过“上海男人”、“经济适用男”这样的语汇。这么多年，这类语汇一直在变化。

　　仇立平：“上海男人”也不是小男人的概念，而偏重于他们顾家的特点。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词汇，是因为两性越来越趋向于平等，社会心理也更趋向于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想象。

　　我记得80年代曾经上演过一部话剧《寻找男子汉》，它所反映的男性气质和特征，与龙应台所写的有比较大差别。可以看到女性对男性的评价慢慢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她们心目中的男子汉，不再是我们所讲的传统意义上男性气质很强的人。当年，龙应台发表这篇有关“上海男人”的文章时，引起了很多男性的反感。但到了今天，无论在媒体还是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男性越来越为人所认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男女的绝对平等又可能是一种幻象。女性对诸如“暖男”这样的男性的渴望，也反映她们在现实中并未得到满足。社会依旧是充斥着男权主义的，很多女性可能只能从一些故事和影视剧中得到满足。实际生活中，不能说这样的男性或这样的男女关系不存在，但它依旧不具有普遍性。真正意义上的，在精神上、人格上、社会地位上的男女平等并未达到。

　　日报：如何判断两性的平等程度？

　　仇立平：这得看从什么角度出发，从男权主义的角度看，西方的男权主义就以为男女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其实并不完全。建国的前30年，中国的男女平等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人们强调男女无差异的平等。现在，我们知道，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很大差异，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一定意味着不平等，只是造成了社会分工的不同。

　　不平等不是基于分工，而表现为对这种分工的评价标准。举个例子，有一句话是“战争让女人走开”。女人可能的确不适合战争。今天，我们谈市场的时候，市场中的很多工作也许并不适合女性，但她们不会受到特殊照顾，甚至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得到与男性相当的成就。这个时候，男女表面上看是平等的，实际上却违反了男女本来应有的分工。而从女性本身来说，她需要呵护与支持，这部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诸如“暖男”这样的概念出现，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日报：所以说，男女平等导致“暖男”、“花样美男”这样的概念被热捧，或许，它反映的恰恰是男女之间的隔阂甚至不平等？

　　仇立平：不妨想想这样的问题：女性能否上战场？在冷兵器时代，当然不能。但在数字化时代，女性或许可以参与战争，但并不是面对面的冲杀。市场也是一样，机械大生产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女性扮演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只能说，这种变革提供了男女在新起点上的平等。但这种劳动手段背后到底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后果，对社会、家庭分工又有怎样的影响，目前研究并不是很多，并不确定。

　　信息化手段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我想这就是“暖男”概念产生的大背景。以前，工厂或单位里，小伙伴总是非常活泼，常来常往。现在人们缺少面对面的交流。“宅男”、“宅女”就是智能化生产社会的产物。青年男女很可能无法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暖男”则是女性渴望呵护的一种表达。那些关于“暖男”的故事，只能说是经典时代的非经典故事，骗骗女孩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