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上海电影节设立阿仑·雷乃致敬单元，令影迷得以再次亲近这位法国电影大师。正如电影学者焦雄屏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所感叹的，电影，就是雷乃的生命

　　阿仑·雷乃，影像的哲学沉思

　　吴丹 王思齐

　　[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阿仑·雷乃致敬单元，展映影片勾勒出雷乃从典型的“左岸派”演变为后来的轻快欢乐风格的思想脉络。 ]

　　[ 焦雄屏说：“对我个人而言，雷乃的《夜与雾》是最震撼的。当时看完这部电影，我大概有一个星期都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影像的力量太强大。” ]

　　[ 焦雄屏认为，阿仑·雷乃和新浪潮导演很不一样，“左岸派不是电影迷出身，他们是知识分子出身，比较重沉思，重社会责任。” ]

　　焦雄屏曾在她的《法国电影新浪潮》一书中提到过一个细节：很多年前，她留学美国专修电影研究，第一个学期就“自找麻烦”地选了法国新浪潮课程，“想要大开眼界”。

　　“第一天上课，老师问同学看过《广岛之恋》没有。那时候我们班有个犹太人，大胡子，看起来完全就像一名卡车司机。他举手说，他13岁就爱上了这部电影，到现在总共看过16遍。那时候我太难受了，因为自己一遍还没看过。”焦雄屏说起这段往事，想起的是自己的挫败与自卑，在台湾地区只看得到好莱坞电影和港片的年代，她只是勉强听过特吕福和戈达尔的大名，“当时我想，一定要想办法看《广岛之恋》，否则人生中一定有一座让我不能够进入的伟大殿堂。不可否认，我曾经觉得这部电影蛮难看的，一直到这几年教书，重新研究，才觉得《广岛之恋》是一部非常伟大的电影。”

　　1922年6月22日，阿伦·雷乃（Alain Renais）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瓦讷市，从14岁时的8毫米短片算起，到今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纵情一曲》，他的电影生涯长达近80年，直至今年3月1日，这漫长的创作历程才随着他生命的终止宣告结束。阿伦·雷乃曾经考入过法国高等电影学院，但只完成了18个月的学习就因为失望而申请退学，随后他搬到塞纳河左岸，正式开始电影事业。

　　今年6月，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置了阿仑·雷乃的致敬单元，展映的《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莫里埃尔》、《史塔维斯基》、《我的美国舅舅》、《几度春风几度霜》、《心之归属》、《纵情一曲》等八部影片，涵盖了雷乃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生命最后一年的代表作，勾勒出雷乃从典型的“左岸派”演变为后来的轻快欢乐风格的思想脉络。

　　有人说，雷乃的电影不适合放在影院，只适合一群知己聚集于沙龙里，小范围地放映，将内心隐秘的感受释放在狭小的黑暗空间中。这种说法颇有一个人读小说或一小群人朗诵诗歌的私密意味，似乎雷乃的电影并不适合放在充斥着爆米花余味的电影院中。对这一点，焦雄屏持不同意见：“法国新浪潮的电影确实比较晦涩，它更重视的是内在的情感，需要你反复咀嚼。就像一幅名画，应该有反复观看的机会。”她认为，雷乃不可能一次性读懂，尤其是《广岛之恋》这种在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必须在不同的时期安心地、安静地沉浸其中，借助电影研究资料，才有可能享受其中。

　　“去电影院看雷乃，是一次亲近大师的机会。”焦雄屏甚至认为，有些人看几十遍《广岛之恋》，也不见得真正理解了雷乃。她坦言自己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完全不懂，“这部电影是讨论意识形态和哲学上的问题。看不懂，就得找来很多英法文夹杂的理论书，看新浪潮创作者旁征博引的文学、哲学、政治、艺术等各种相关领域的知识。”那些年拼命看电影、吸收知识的岁月，也让焦雄屏结识了一帮法国文艺界的怪人——对法国电影如数家珍的犹太人、满嘴符号学的电影研究高才生，以及博士生、老嬉皮等古怪有趣的人。她甚至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当年法国新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巴黎社会所弥漫的那种视电影如生命的狂热，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的精神。

　　多年来，焦雄屏一直被欧洲电影界称为“台湾电影之母”。她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干将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是亲密伙伴，她担任金马奖评委会主席，并以制片人的身份在幕后扶持今天的台湾新电影人。但她回想起来，正是当年在国外感受过一种仿佛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洪流，让她有动力和愿望在台湾推动起新电影的发展。她在书中写道：“他们（法国新浪潮）用生命写下电影史弥足珍贵的一页，数十年后仍深深影响我的同学们，乃至若干年后，我竟然也有机缘在台湾地区参与推动新电影浪潮，从评论到创作，台湾地区电影终于能群策群力脱离陈腔滥调的窠臼，在电影史上与法国新浪潮遥相呼应。”

　　“在杨德昌这些导演的身上，能很清楚地看到雷乃的影响。”焦雄屏这位曾经看不懂雷乃的电影学者，最终与杨德昌、侯孝贤等人在台湾掀起浪潮。她认为，尽管雷乃不承认自己是法国新浪潮的一员，但其成就却是值得一再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