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1788年巴黎获准出版的报刊仅10家（全法国约有60家），但到了《人权宣言》发布后的1791年竟涌现了500多家。其中，雅各宾派报纸有米拉波创办的《普罗旺斯邮报》、马拉创办的《人民之友报》、德穆兰创办的《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等，这些报纸不同程度地推动了革命进程，但寿命都不长；保皇派报纸有《政治及国家报》、《人民演说家之报》和《闪电报》等；还有一些非政治性报纸，采取不过于介入革命的态度，寿命因此较长。

　　 这个繁荣景象在1792年8月便告一段落，走上权力中心的罗伯斯庇尔们开始控制消息传播，引导和操纵舆论。1793年9月，雅各宾派通过了一项严格控制新闻出版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只要报刊上有煽动社会动乱、怂恿公众抵制执政者的不法文章，作者一律要判处死刑，刊登该文的报刊被查封。

　　 法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此到来。大量报刊被取缔，到后来公安委员会规定只能出版一份他们自己的《公安报》。不仅如此，还镇压了大批持不同政见的新闻人。

　　罗伯斯庇尔：一个摇摆的

　　新闻立法倡导者

　　 1789年8月26日《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诞生！宣言的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乃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新闻自由的正式法律文件。而一个律师为新闻自由立法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法国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们对人治并不信任，所以他们希望建立一种能约束人性“恶”的工具，于是建立了一种普遍的规范对人进行约束，并进一步形成了“法”。罗伯斯庇尔也不会脱离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上，他在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吸取了自然法的精神，他认定是法律精神规定了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

　　 1791年，罗伯斯庇尔成为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他在三级会议及制宪会议期间2年多的时间里发言276次，在代表中排第20位。他在演讲中支持男性公民普选权、反对国王否决权、支持赋予犹太人民权、呼吁废除奴隶制和死刑、反对新闻审查，尽管提案很少被采纳，但这为他在全国赢得极高的声望，使他获得了“不可腐蚀者”的称号。

　　 1792年9月，法国成立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罗伯斯庇尔作为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进入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的努力下，国民公会通过了新闻自由立法。他认为出版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必须是完全的和无限制的，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因此必须把这种自由百分之百地给予每一个人，应该让各种意见，正确的和错误的都自由发表，因为只有正确的意见才能站得住脚。

　　 1793年，掌握了政权的雅各宾派为稳定政局，开始在国民公会清除异己力量。此时，罗伯斯庇尔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监督，毫不留情地制止新闻界乱说。”在他看来“凡是定出界线的地方，凡是出现意见分歧的地方，在那里就有某种仇视祖国利益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雅各宾派政权在新闻方面实施了相当严厉的措施：取缔一切保皇派和反对者的报纸，停止执行新闻自由政策。

　　 1793年10月，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在狂热的国家里，执政者之间也正在进行着内部斗争，罗伯斯庇尔强硬执政路线与丹东派宽容政策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丹东、卡米尔·德穆兰、雅克·埃贝尔等“政治伙伴”陆续被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本人也在处死路易十六后的第18个月被送上了自己发明的断头台。

　　“人民之友”还是“嗜血马拉”？

　　 1793年7月11日，马拉被刺后两小时，画家雅克·路易·大卫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大卫作为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和罗伯斯庇尔、马拉一样持有强硬立场，是赞成处死路易十六者。他组织了一次场面宏大的葬礼，将马拉安葬于先贤祠（雅各宾派倒台后被迁出）。随后，大卫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的油画名作。

　　 马拉是一位医生和科学家，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推荐，马拉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私人卫队的医生。

　　 马拉之死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很大原因是1789年9月创办的《人民之友报》，用卢梭的名言“将生命献给真理”作为题词。该报极力宣传革命，并以犀利笔锋和刻薄语言抨击时政，很快成为巴黎最著名的报纸。但这也使得马拉在1789-1792年间屡遭当局追究。

　　 “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他在1790年6月写道。1792年9月大屠杀后，马拉暴力演说也一步步升级，从要求砍下40000颗一直上升到270000颗人头，试图以此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革命的成功。他将建立一个独裁者统治视为推进革命的法宝，在《人民之友报》中号召建立专政。他还连续刊载文章要求建立起军事法庭，推举出一个拥有全权的领袖或军事长官进行统治。

　　 但嗜血者往往最后死于血泊中，这是宿命。

　　德穆兰与《老科德利埃报》

　　 1794年4月，罗伯斯庇尔将其老朋友、法国大革命的风云人物之一卡米尔·德穆兰处死了，他是犯在《老科德利埃报》上的。从罗伯斯庇尔对待《老科德利埃报》态度中，人们能隐约看见其他被查封报纸的遭遇。

　　 14岁时，德穆兰在巴黎路易勒格朗中学成为罗伯斯庇尔的同学，并终身为友。1785年，他成为最高法院的律师，但做得并不好，因为他态度激烈，并且有严重口吃。这迫使他转向政治和写作。

　　 1789年5月，德穆兰出任拉昂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专员，他写了一首诗《三级会议颂》，然后米拉鲍伯爵请他为报纸写稿，但这份报纸只生存了一天，就被皇家法令所取缔。

　　 1789年7月，德穆兰跳上巴黎皇家宫殿花园一间咖啡馆桌子煽动革命：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戴上帽徽以便可以相互辨认，声称国王对改革派的屠杀已在准备中。他穿着代表恢复自由的绿衣服，人们围着他，最后，他从上衣内取出两把手枪，宣布他不会活着落入监视他活动的警察手中。从德穆兰开始，骚动开始遍及整个巴黎。7月13日，人民强行夺取了武器，组成了巴黎民兵。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在这关头，德穆兰开始记者生涯，创办《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提出革命的暴力是正当的行为，声称“将贵族带到灯塔，吊死他们”。德穆兰交友广泛，曾和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记者马拉关系密切，也曾受相对宽厚一些的丹东影响很大。

　　 1793年12月，第一期《老科德利埃报》出版。尽管前数期报纸的内容一度得到罗伯斯庇尔的赞成，但第四期报纸上的呼吁“请你们打开关押被你们称之为嫌疑分子的20万公民的监狱吧，因为权利宣言中只有拘留所，没有嫌疑拘留所”，让执政者罗伯斯庇尔很是恼火，他非常不满德穆兰，在雅各宾俱乐部一次演说中说道：“那个《老科德利埃报》，实在是为祸不浅，我看应该将它前几期的报纸全部烧毁！”德穆兰当场引用卢梭的话回答：“燃烧不是答案！”这个含蓄的羞辱导致了两人间痛苦的冲突。1794年3月，无裤党领袖埃贝尔已经魂散断头台，随后，丹东、德穆兰和其他温和派领袖都遭到逮捕。

　　 在审判时，德穆兰回答：“我33岁，每一个爱国者[微博]必不可少的年龄。”最后，德穆兰与其他15个人一起上断头台，德穆兰是第3个，丹东是最后一人。

　　（作者为《空中生活》主编，先锋戏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