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对发放“三农”、小微企业等符合结构调整需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实体经济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适当降低准备金率。

　　“定向降准”可以被看作颇具想象力的金融创新举措之一，其所指向的现实问题是：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金短缺更多地带有局部性、歧视性特征。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总体过宽，并且已经引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弊病；但在另一方面，即使在货币过宽的大背景下，中国依然有大量信贷需求未得到有效满足。

　　因为考虑到中国金融“割裂”的局面，央行[微博]已经从4月25日起分别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2个和0.5个百分点。此次国务院再提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至少就其政策本意来说，当可在避免以往货币放水副作用前提下，有利于正向激励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不过“定向降准”的政策效应仍然有待时间检验，其落至实处的难点、疑点主要在于：

　　首先，货币调控总体属于总量调控，其对中国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向来很难做到对症下药，而“定向降准”虽然试图通过政策创新突破这一基本性制约，但问题是，货币作为流动性极强的基本要素，其在金融机构已经大幅度实现商业化改造的现阶段，究竟还能否被人为驱赶至“违背”商业逻辑的领域，令人疑虑重重。

　　其次，“定向降准”的力度是个很难拿捏的命题，尤其是论及这个命题，还必须考虑中国落后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而其表现之一即在于，由于资源配置失当，当央行意图放松货币时，货币未必能流到应该去的行业和企业；而当央行意图紧缩货币时，货币亦未必能从应该压缩的行业和企业中回笼，其结果就是，中国的流动性过滥与“钱荒”，总是如跷跷板似的起落不定。

　　第三，“定向降准”的政策性考量在市场一体化公平竞争环境下，究竟能否在实现其意图的同时，避免以往政策性金融对金融组织商业化业务的排挤与挤占，至少在目前看来，仍然很难令人放心。

　　所以说“定向降准”除了其本身要解决好适时、适度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快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譬如依托利率市场化进程，弥合银行风险收益间的不对称；再譬如继续驱动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实行公司化转换，不断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相互补充、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