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广东地区可以收到香港电视台，这在当时并不完全合法，尽管人们对此心照不宣。许多年之后，有记者问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当时有人说不能这么干吗？”王蒙的回答是：“我既没有听说过‘不能’，也没听说‘能’。很多事是既没有人说‘能’，也没有人说‘不能’，慢慢假以时日，就‘能’了。”

　　 直至今日，王蒙的回答仍然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现实——至少在2014年2月9日前的东莞。

　　 理解东莞，必须理解广东。没有一个地方像广东那样，集无数羡慕、赞美与咒骂于一身。这里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这里的人们热爱冒险，它集中体现在娱乐业上——某种程度上，广东的娱乐业历史，就是中国的娱乐业历史。在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里，东莞是一个“选妃”的不夜城，而在三十多年前，这里还在为“唱歌的人要不要拿麦克风”而争论不休。

　　 一切瞬息万变，歌舞厅、迪厅、酒吧……如今，它们在“灰色经济”与“性都”间游走和挣扎。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到今天，没人会认为酒店单纯是睡觉的地方，它已成为消费的集大成者，满足着人们的各种想象力。东莞是全球星级酒店密度最大的城市，拥有86家星级酒店，普通酒店和宾馆更是多如牛毛——而一切关于东莞酒店的传说，要从它的近邻——深圳，一个名叫竹园宾馆的地方说起。

　　 1979年，深圳市委给香港有关方面打了一个电话，说刚刚商定了一个合作“房产补偿贸易法”，即深圳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赚钱后，双方分成。第二天，一位名叫刘天就的港商风尘仆仆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当时的深圳，称其为边陲渔村应不为过，在满目田园风光的陪伴下，穿过一片黄泥地，他找到深圳市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就这样，刘天就成为第一个来深圳投资的外商。政府人问他干吗这么急，商人的回答简明扼要：“香港几十年前也是一个小渔村。邓小平把深圳划成特区，这是机会。我要来投资。”

　　 于是，1981年1月25日，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宾馆——竹园宾馆开业。之所以投资宾馆，刘天就的逻辑很直接：在即将全面开放的深圳，整个酒店业，只有侨社旅店和深圳旅店两家，住宿条件无比简陋，经常半个月换一次床单——那个年代，基本没有服务业可言。放眼深圳，找不到一家可以接待外商的酒店。

　　 但一切并不如想象那般顺利。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外商，摆在刘天就面前的是远不止单纯的生意。尽管竹园已有了一些名声，但开业不到一年，就已门庭冷落——时代转型初期，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休，禁锢的头脑捆绑住了商业的手脚：服务员抹口红是低级趣味，胸前挂上姓名和职务是侮辱人格，穿西装打领带的香港人被称为资产阶级“二流子”……

　　 以“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合资企业，是竹园面临倒闭的直接原因。据《深圳商报》报道，甚至一纸状书还曾出现在深圳市委总工会面前，上书：“除了门口的五星红旗，竹园宾馆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温床，温富（竹园宾馆副总经理）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经理，像港商代理，与资本家同穿一条裤子，用买办作风对待宾馆职工，提倡资产阶级的经营思想和生活方式……”

　　王蒙：我开放了歌舞厅

　　 回望历史，竹园宾馆对中国人日后的夜场生活可谓贡献巨大。1985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迪斯科歌舞厅在竹园宾馆内开张。迷离的灯光，嘈杂的音乐……在日后，这改变了中国人的娱乐生活。

　　 歌舞厅对国人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像那个年代诸多事物一样，它代表着探索与新奇。据《深圳商报》报道，当时《吉林日报》的记者在竹园歌舞厅体验了半个小时以后，幽默地阐述了对这种舞蹈的认识：“其实也没什么过分的动作，就像我们东北澡堂子用毛巾擦背嘛！”

　　 来自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荷花报》总编也来歌舞厅参观，这令温富非常紧张，理由是——他担心歌舞厅在国际社会引发争议。这注定是虚惊一场，那位总编说：“其实我们早就开始学跳迪斯科了，没想到中国也会走得这么快！”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改革一隅的竹园宾馆，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原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曾这样说：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竹园宾馆我们看到，党的干部开始学会经济管理，和外商谈生意，学会引进外商投资，这是转折点，很大的进步，我们的干部再也不是土包子了！

　　 当然，谈及歌舞厅，不能不说的一个人，就是时任文化部长——王蒙。他曾半开玩笑地表示：开放歌舞厅，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政绩。

　　 王蒙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开放歌舞厅是我干的一件很大胆的事。在我上任前三四个月，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歌舞厅，我上任几个月后就改过来了，这件事情是得到老百姓欢迎的。当时有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作出过一个不执行三个部门联合文件的决议，这种情况很少见。说明什么？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当时公安部门说歌舞厅主要怕一条，就是有些流氓地痞的活动往歌舞厅里带。我说我欢迎你们穿着警服，或穿着便装到这来蹲点、调研、蹲坑，公安部门管专门等某个犯罪分子叫蹲坑。我说这不是好办了吗，现在知道他们喜欢往歌舞厅走，你到那儿去把他抓起来，这不是更方便了吗？”

　　从音乐茶座到卡拉OK

　　 音乐茶座，一个古老而乏味的名字，但改革开放初期，它却是“高大上”的代名词。1978年，中国第一家以唱港台流行歌曲为主的音乐茶座，在广州首家五星级酒店——东方宾馆开业。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靡靡之音”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雅之堂。

　　 以今人眼光，所谓音乐茶座，就是一个小型音乐会。不同于传统音乐会的正襟危坐，在音乐茶座，观众可以坐在舞台周围的小桌子上，边喝茶吃点心边听歌。不过，作为一家涉外宾馆，东方宾馆音乐茶座的门槛过高：需持有外国护照或港澳通行证方可进入，且只收外汇和外汇兑换券。

　　 现在回想，音乐茶座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意义重大，从东方宾馆的这个角落开始，流行音乐大面积渗透进中国家庭。毛宁、杨钰莹、那英等歌手，都曾在广东音乐茶座留下过歌声。

　　 但欢庆伴随着争议。那是一个把简单事物变复杂的年代，也是一个刚刚从“一首歌就是一堂政治课”走出来的年代。唱歌的人要不要拿麦克风？人们争论许久，理由是：拿麦克风是资本主义，不拿麦克风是社会主义。同样的争论还有：手拿话筒唱歌还是站在话筒前唱歌？

　　 一切瞬息万变。音乐茶座之后，卡拉OK，这个直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东西，再次改变了中国人的娱乐方式。作为70年代日本的舶来品，卡拉OK从广东迅速席卷中国各大城市，一些来不及改变的歌舞厅在卡拉OK的冲击下纷纷倒闭。

　　 普通人可以像歌星那般，对着麦克风一展歌喉。这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玩意，令人们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复杂情感，但很快，人们爱上了它。卡拉OK厅经营者冒着风险，通过不同渠道，买来邓丽君、徐小凤和罗文等港台明星的音乐歌带，它们大多是伴唱风景带——港台唱片公司随便拍些风景，再请美女摆拍一下或者跳个舞那种。

　　 当然，卡拉OK也避免不了争议。譬如，1993年，广州友谊沙龙卡拉OK女服务员首次采用下蹲式服务，曾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作为时代的另一面，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很早便已流传民间，它收集了对“靡靡之音”的批评，也成为许多年之后微博上人们的笑料。

　　 关于卡拉OK，值得一提的是，没过多久，卡拉OK机便走入寻常百姓家，也首次出现了扰民的现象。作家王小波对此感同身受，他在那篇《卡拉OK与驴鸣镇》的文章中写道：“我总想提醒大家一句，人在歌唱时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卡拉OK时，面对五彩画面觉得挺美时，也许发出的全不似人声。茶余酒后，想过把歌星瘾时，也可以唱唱。但干这种勾当，最好在歌厅酒楼等吵不着人的地方……”

　　苍蝇与蚊子

　　 窗户打开了，不仅新鲜的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

　　 众所周知，“黑社会”与娱乐业从来都是紧密相连。在一篇名为《深圳夜场发展史》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当时，不少颇有规模的酒吧、夜总会，都因泄及黑社会问题而导致关门。如新皇朝酒店对面刚开业不久的‘白宫娱乐城’、深南东路深港大厦三楼的‘新豪江夜总会’和现在荔枝公园‘胜记’酒家的前身‘黑巴德酒吧’等。据说‘白宫娱乐城’因债务纠纷，黑社会的插手而导致关门；‘新豪江夜总会’却因‘潮州帮’大哥们在里面向天花板乱开数枪而歇业；而同样做着自酿啤酒生意的‘黑巴德酒吧’因为看场问题引起内讧而夭折……黑社会问题无可避免地与娱乐行业紧紧相扣，并长期困扰深圳娱乐行业的发展。”

　　 当然还有色情业。

　　 在中国，几千年来，色情业都伴随着王朝的兴衰更迭而存在，直到1949年后，中国大陆基本将这一行业铲除。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东莞地下色情业逐渐“繁荣娼盛”。暧昧粉红灯下的“温州城”、“福建城”如今依旧活跃在四五线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