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

　　 马年春节少了往年的消费热潮，比如烟花和年夜饭的消费量大减，一般而言，大都是家庭消费而非公款，这种家庭削减过年支出的现象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也很普遍。

　　 在城市这种现象较好理解，即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反腐整风工作，刹住了公务员阶层“逢年过节”接受礼物的传统，大部分单位也不再发放“过年福利”，这个庞大阶层要过“裸年”，必须亲自支付大部分过年消费，才知道要花很多钱，不得不节省支出。而在此前，由于有丰盛的礼品和福利，他们在非必需品方面的消费更为积极，比如烟花和年夜饭等。他们对未来充满忧虑，也是乐观预期消失的原因之一。

　　 但是，农民工阶层预期发生变化是乐观氛围不再的主因。中国农民工收入大幅增长是2008年后中国政府几次财政刺激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060元，首次突破千元，2009年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2012年为2290元，短短几年翻了一倍多。但2012年虽然比上年提高241元，但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回落9.4个百分点，2013年月均收入则为2609元，这意味着农民工收入增速正在快速回落。

　　 尽管有一些特殊行业因劳动力“供给荒”而继续抬高薪酬，但大部分行业工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已经消失。一些农民工不再乐观的理由显而易见，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正在缩减基建规模，三四线地产业投资早已萎缩，再加上餐饮行业的低迷，这将影响到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

　　 过去几年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产生了乐观预期，而同期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则面临收入停滞、房价过高等压力。这种收入增速在农村地区制造了消费升级，即房屋与汽车成为结婚标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农村地区按揭非常普遍。现在，城市房屋价格居高不下，人们对未来收入不再那么乐观，但房车的“婚姻刚性需求”却依然存在，这为农民工阶层制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与一线城市的白领压力已经类似。

　　 强化这种压力的，也与中国农民工年龄结构发生改变有关。现在，80后、90后成为农民工主力，与父辈或者比他们年纪更大的同乡不同，他们追求与自己收入不符的物质生活，这也是“房、车”成为结婚必需品的重要原因。而70后或年龄更大的群体，则将孩子教育视为最大的任务，大部分试着将孩子转移到城市就读，这需要更大的支出。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农民工在收入短期过快增长的刺激下，产生了“市民化”的愿望与需求。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增速大幅减缓、就业开始形势严峻以及房价居高不下，甚至很多家庭承担长期债务，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相关刺激性政策的短期效应扭曲了整个社会的判断和目标，能否通过“城镇化”满足新生代消费市民化的需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非常值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