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
马年春节少了往年的消费热潮,比如烟花和年夜饭的消费量大减,一般而言,大都是家庭消费而非公款,这种家庭削减过年支出的现象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也很普遍。
在城市这种现象较好理解,即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反腐整风工作,刹住了公务员阶层“逢年过节”接受礼物的传统,大部分单位也不再发放“过年福利”,这个庞大阶层要过“裸年”,必须亲自支付大部分过年消费,才知道要花很多钱,不得不节省支出。而在此前,由于有丰盛的礼品和福利,他们在非必需品方面的消费更为积极,比如烟花和年夜饭等。他们对未来充满忧虑,也是乐观预期消失的原因之一。
但是,农民工阶层预期发生变化是乐观氛围不再的主因。中国农民工收入大幅增长是2008年后中国政府几次财政刺激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1060元,首次突破千元,2009年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2012年为2290元,短短几年翻了一倍多。但2012年虽然比上年提高241元,但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回落9.4个百分点,2013年月均收入则为2609元,这意味着农民工收入增速正在快速回落。
尽管有一些特殊行业因劳动力“供给荒”而继续抬高薪酬,但大部分行业工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已经消失。一些农民工不再乐观的理由显而易见,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正在缩减基建规模,三四线地产业投资早已萎缩,再加上餐饮行业的低迷,这将影响到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的就业与收入。
过去几年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产生了乐观预期,而同期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则面临收入停滞、房价过高等压力。这种收入增速在农村地区制造了消费升级,即房屋与汽车成为结婚标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农村地区按揭非常普遍。现在,城市房屋价格居高不下,人们对未来收入不再那么乐观,但房车的“婚姻刚性需求”却依然存在,这为农民工阶层制造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与一线城市的白领压力已经类似。
强化这种压力的,也与中国农民工年龄结构发生改变有关。现在,80后、90后成为农民工主力,与父辈或者比他们年纪更大的同乡不同,他们追求与自己收入不符的物质生活,这也是“房、车”成为结婚必需品的重要原因。而70后或年龄更大的群体,则将孩子教育视为最大的任务,大部分试着将孩子转移到城市就读,这需要更大的支出。可以看出,年轻一代农民工在收入短期过快增长的刺激下,产生了“市民化”的愿望与需求。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增速大幅减缓、就业开始形势严峻以及房价居高不下,甚至很多家庭承担长期债务,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相关刺激性政策的短期效应扭曲了整个社会的判断和目标,能否通过“城镇化”满足新生代消费市民化的需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非常值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