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薇薇报道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对于这个问题，即使在标榜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中，尽管围绕着亚当·斯密提出的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自动调节作用和凯恩斯提出动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争论不休，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但历史的实践，也让人们看清了，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争论焦点，已经不是该用哪只手，而是如何“适当地”使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

　　“适当地”这3个字是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摸索，不断在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答案。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提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这种提法还是第一次。从改革的历程来讲，每一次提法的改变都意味着一个重大障碍的跨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业进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渐进的改革实践过程来看，这种提法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达到了对市场最正确的认知。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从最早的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步步见证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还不是很完善，其中市场发挥作用不够，尤其是在资源配置上。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俊峰看来，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以后，宏观调控还是带有很多计划色彩。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有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而表现往往就是控制资源的分配。应该通过市场来调节的，但我们国家很容易陷入行政干预的困境。比如房地产调控，金融领域和能源行业等都伴随着很多的政府干预。

　　在能源领域，企业要发展一个能源项目常常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立项审批。一个项目，往往需要经过国家立项、省级立项，环评手续上报，办理土地证等手续。但是这样的审批是一环扣一环，一项没有做到，剩下那些都不能开展。审批不仅耗时长，而且成本高，早已饱受企业诟病。

　　王俊峰认为，很多审批实际上都是行政权力在干预市场资源配置。这样不仅影响了市场发挥作用，而且也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中全会释放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向‘有限政府’迈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可以做的交给市场，政府做不了的，不该做的，做多了的都要交回给市场。”刘业进指出，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定位非常明确，通过大量审批权的取缔和下放，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等都让政府归位。

　　自2001年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来，行政审批目录已经精简至新一届政府上任时的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1/3以上。今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削减1/3”的任务已完成大半。

　　“但是，政府职能转变还有一项就是缩减行政垄断部门，但这项改革没怎么提到。因此，对政府的行为还是要有所警惕。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包括民主国家从来都对政府保持最大的警惕。”刘业进提醒，前十年，我国出现了诸如司法部门化，地方部门垄断，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障碎片化和多轨制等现象，所以希望这届政府通过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来协调和处理这些问题。尽管这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但我们仍需要保持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