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恩格尔对全球资本市场抱着既乐观又审慎的态度，更郑重地指出，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负债权重绝对值水平偏高，当中隐藏较大风险。

　　文 │ 本刊记者 施娜 摄 │ 本刊记者 鲁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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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命不可以长久，但树可以。我们一起种树非常有意义。” 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教授与夫人玛丽安·恩格尔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诺贝尔林”亲手种下了一棵四季常青的红果冬青树。

　　这是恩格尔教授夫妇第一次来杭州。

　　近几年，恩格尔参加过很多的世界高峰论坛，对中国并不陌生，但西湖的美景还是令他如痴如醉。他风趣地说，将来要让孙子也来看看这棵诺贝尔树。

　　围绕“怎样避免下一轮金融危机”这个主题，恩格尔教授畅谈了他对系统风险、全球资本市场的看法，分析了未来中国、欧洲、美国的经济形势。

　　资本市场开放势在必行

　　《浙商》：你所创建的ARCH模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不仅是经济研究人员不可缺少的工具，金融市场的分析人士也用它来进行资产定价和证券投资风险评估。你怎样看待其在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应用？

　　恩格尔：市场的波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改变，掌握这种波动是决策的关键。信息无处不在且不断更新，这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都是事实，包括在中国。所以市场价格永远不会是恒定不变，它时刻在改变着，但它的改变随着信息的披露而发生。

　　总之，任何一个资产都具有波动性，所以ARCH模型在中国也是适用的。目前在中国，每天在使用的ARCH模型的大概有10人左右。

　　《浙商》：现在国际上一些金融大鳄唱空中国，你对此怎么看？

　　恩格尔：你是说华尔街对中国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我认为，经过金融危机，华尔街现在已经不太敢说这话了，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大鳄。目前华尔街对冲基金比较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量在减少，一些对冲基金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大手笔，他们有这想法不太可能。其实中国有很多的投资亮点，但现在是不是来中国投资的最好时机？这和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目前投资要把利润带出中国非常困难，你得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浙商》：你是否觉得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够？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下子开放可能会影响市场的稳定，但如果不开放可能面临无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

　　恩格尔：这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中国要想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公平参与者的话，最终资本市场是要选择开放的。并且，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期待的。

　　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会开放，如何开放？还有一旦资本市场开放的话，是否会有大量的资本涌入或者涌出中国市场？谁也不能保证哪一个结果更好，也不知因此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所以政策决策者们非常谨慎，他们要考虑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稳定性，去应对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的改变。我觉得总会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但不会是在近期。

　　《浙商》：资本市场开放是一个改革的过程，说到这里，不知你对温州金融改革是否有了解，请对其成效做一个评价？

　　恩格尔：这个我还没有太多时间去做相应的研究。目前（温州）不管是中小型的企业还是其他的一些企业，他们都面临着相同的风险。中国的银行则担心自身没有足够的资本流动，所以也不愿意为这些存在风险的实体经济进行放贷。因此考虑如何以相应的政策去提升资本的流动性更重要。（温州）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还没有一个适当的方式去做评估，所以暂时也无法判断到底成功与否。

　　顶层规划决定中国经济未来

　　《浙商》：目前中国如果继续实行宽松政策，通胀可能越来越严重，泡沫也越来越大；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又可能会出现就业、社会稳定等问题。转型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知道你对下一步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建议？

　　恩格尔：中国要采用怎样的政策去刺激经济的继续增长，这个问题很难下结论。因为我们要的是2%的增长，但你想要的是10%的增长。10%的增长在美国并不是非常普遍，或者说从没有在美国发生过。

　　中国资本市场的更加开放将会是刺激经济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有很多国外的资本也会因此愿意来到中国。

　　《浙商》：那么，你觉得未来中国的经济前途如何？

　　恩格尔：中国经济的力量将越来越重要，中国一直都在做五年规划，我们需要有愿景，需要有计划，更需要有执行力。

　　中国政府是成功且具前瞻性的，从过去20年实现的目标和完成的计划可以看得出来。在西方来说，这一系列的计划非常不可思议，但中国让我们看到了经济规划的可能性。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点是多方面的。如果继续做好规划的话，中国依然能够改进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虽然我不知道最终这个经济增长是不是会实现政府所说的10%，但是至少政府的政策是会不遗余力地去支持。

　　随时准备迎接下一轮金融危机

　　《浙商》：近来大家都比较关注欧债危机的问题，近期也有复苏迹象，不知道这种复苏会不会持续？

　　恩格尔：目前欧洲的经济情况很艰难。如果只是削减预算，而没有结构性的改变的话，经济依然是没有办法增长的。仅靠节约并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欧元区国家现在更为关注的是各自的情况。我希望看到有统一的银行系统，也希望看到国债可以由欧元区自己解决。欧洲想要通过欧洲债券来解决国家的问题，相信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西班牙、意大利的情况还会继续，英国能不能通过削减预算来复苏，现在还很难说。最大的阻力来自法国，法国对于自身的劳动市场改善做得并不是很到位，而且银行比较弱，如果有一些银行需要注入资金的话，而法国又没有这样的资本，那么很快欧元区将会陷入很大的麻烦。

　　现在很大一部分问题是以一种非常昂贵的成本去寻求替代解决方案，加之问题一拖再拖，结果是解决的成本越来越高。

　　《浙商》：那下一轮金融危机是否会爆发，该如何避免？

　　恩格尔：这个问题其实与资本充足率有关。我们一共测算了1200家全球的金融机构，最新结果显示，如果再遭遇上次一样影响所有国家的金融危机，那么总共大概需要3.5万亿美元。这对于机构本身的波动性和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可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资本紧张的状况，那我们就需要资本的介入、需要融资，但恰恰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要融资的话就变得非常困难。

　　美国的系统风险大大减少，金融市场稳定性有所提升，风险与负债在降低，市场对银行资产的衡量在朝有益的方向进行。

　　在欧洲，情况则相反。欧洲现在和金融危机发生时的系统风险是一样的。虽在过去的一年里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现在来讨论欧洲的情况是不是彻底好转还有点为时过早。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变得越来越好，英国可能好了一点，法国没什么变化与改进。欧洲主权债务问题还是非常严重且远远还没到结束的时候，在这个领域是有很大风险的。

　　亚洲的系统风险大概在过去的十年都在增长，系统风险是最大的，现在资本也是最缺乏的。按照我们的测量，在过去几个月有一些迹象表明，现在亚洲正处于一个拐点阶段。这个拐点可能是因为安倍经济学的后果，但是现在你要说这个安倍经济学的做法好与不好，也还为时过早。

　　而说到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良好的，系统风险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大。但在过去的三年，这个系统风险在迅速上涨。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总计的风险非常大，它们的负债在增加，但它们的股权价值却没有随之上涨。负债的权重增加，虽然现在还没有日本高，没有其他的国家高，也没有美国金融危机时高，但这个水准绝对值本身已经值得警惕了。

　　（本文摘自 《浙商·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