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鹏

　　“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改革突破口。”宋晓梧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今年，由他担任会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曾专门召集一批学者来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然而大家对未来改革方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宋晓梧看来，在综合协调的基础上，未来的改革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

　　《中国经营报》：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什么？

　　宋晓梧：政府转变职能的方向就是不能光抓经济了，一是要抓好收入分配改革，一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作用。这两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支点。首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既然是社会主义，就要为全体国民着想，不能让少数人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方面做得比其他类型的经济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其次，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方面，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现在看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这三个方面的市场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实现；二是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改变曾经为GDP快速增长起到很大促进作用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现状；三是要划清政府、社会、企业这三者的关系。我们过去在社会建设方面重视不够，这是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营报》：但我们看到，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很多时候变成了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调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宋晓梧：政府职能转变，每一届新政府都讲，为什么始终很难？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但由于我们的社会组织不发达，政府放权就受到很大的制约，没地方放，放不出去。

　　现在全国有将近50万个社会组织，数量不少，但是质量不高，绝大多数都存在着官办官管官运作这样的问题。今年中央的机构改革提出，到2017年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使它们依法自主地活动，不要再搞双重行政部门的挂靠，取消双重管理办法。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问题很难解决。

　　《中国经营报》：是不是正是因为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导致了市场出现钱权交易的空间？

　　宋晓梧：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只是一个原因。本身地方政府公司化就造成了钱权交易。因为地方政府公司化了，就有了“跑部钱进”的冲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曝出的刘铁男案，贵州省凯里市原市长为了地方项目向刘铁男行贿百万元。当然，因为缺少行业组织的自律和维权机制，单个企业跟政府打交道，权钱交易的空间就会被放大。这些都容易导致体制性的腐败。

　　《中国经营报》：回到分配领域，你曾经谈到现在二次分配领域出现了“逆向转移”，能否具体谈谈？

　　宋晓梧：二次分配本应弥补一次分配的差距，要更加注重公平是二次分配的基本原则。但现在的二次分配存在三大逆向转移：一是城乡逆向转移。城市和农村一次分配的差距过去大概是3.3∶1，但如果算上二次分配，加上城市人得到的各种社会福利和补助，差距就会扩大到5~6倍；二是地区间逆向转移。目前基本养老、基本医疗、还有义务教育等，可以说全国均等化了，但经济越发达、财力越充沛的地方，可以在福利、公共设施等方面投入越大。比如，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水平，以当地平均工资为标准，当地平均工资越高，报销额度就越高；三是不同群体间的逆向转移。主要体现在公务员、党政干部和一般群众之间的福利差距巨大，最典型的就是在养老保险方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同企业职工之间的差距就拉得很大。以上三个方面的逆向转移，仅仅通过加大投入是解决不了的，从财政的投入来说，应该向农村、困难地区、困难群体倾斜，这是没错的，同时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转变，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营报》：在现在的局面下，要落后地区为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买单，是不是不太现实？

　　宋晓梧：我曾经建议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地方考核指标，而不要再强调GDP考核。应该将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标志。因为，如果仅仅考虑GDP，让西藏的人均GDP追上上海，难度太大。

　　《中国经营报》：是不是首先需要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

　　宋晓梧：从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讲，要改变当前地方的GDP竞争，就必须很好地调整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关系。比如社会保障的区域差距，现在各地自己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它的标准也是自己来定，要实现全国基本均等化，就必须把相应的事权收到中央，同时地方的财权也得做相应的改变。所以，财税体制改革在这里就显得尤为关键。

　　本报记者根据采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