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武魏楠

　　“油气资源评价这个东西，历史经验和外国的事实告诉我们，是早搞早主动，晚搞就会越来越被动。”

　　口述 | 胡见义（工程院院士、原石油勘探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981年，原先的石油工业部组织首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工作的一个大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突然发现，我们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量增长非常快。到了1979年，我们国家国内的石油产量上升到了1亿吨。这1亿吨石油产量主要依靠两个地区：一个是大庆，一个是渤海湾的五个油田。

　　随着经济的增长，石油天然气需求量的增长。我们国家现有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增长的速度是否能够匹配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增长的油气需求？因为我们经过测算，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油气需求量就要增加半个百分点。

　　这个比例在世界范围内来说是很高的。而我们又处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状态下，未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工业和人民需求上有一个非常长的快速增长时期。

　　那么，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是不是能够解决或者是缓解这个问题呢？答案是比较困难。一个是经历了文革十年，我们跟国外的交流和贸易都基本是没有的，长期的封闭使得我们对外交流和贸易各方面的经验和人才也都十分缺乏；再有一个就是进口原油对外汇的需求量会很大，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就要求我们石油工业到了一个必须摸一下我们自己家底的时候。而且，这种全国性的油气资源评价工作也一直是一个空白。

　　副部长的提议

　　建国之前，我们国家石油工业太过薄弱，进行全国性的油气资源评价的条件不足。1949年建国之后，石油工业勘探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在哪里有一些发现，我们就到哪里做勘探工作，没有一开始就做全国系统的工作。再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不缺石油，还能出口一些石油，因此中央对这方面的关注程度也并不是很高。

　　在1981年之前，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在新疆克拉玛依做过一些资源评价方面的工作，然后再青海有了发现之后，工作队伍又转移到了青海。青海公路比较多，勘探条件好一些。随后，大庆有了发现，勘探队伍就又从西部转移到了东部，逐渐发现了大庆和渤海湾的油田。当时需求量不大，这两个地区的产量足够使用，全国的勘探工作也就没有继续下去。

　　改革开发之后，资源评价空白带来的问题逐渐变的急迫了。当时的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焦立人就提出来，我们要搞一次全国性的资源评价，为石油勘探的全国布局做准备工作。

　　我看现在大家都在说2003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是第一次采取政府组织、专家技术负责与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油气资源评价。实际上，1981年我们的第一次资源评价是石油工业部提出并主导的。你能说石油工业部不是政府组织么？当然，从现在的角度看，那个时候我们石油工业部专业性的意味更浓厚，全国范围内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研究机构、大学什么的。

　　部里面的领导为什么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急迫的提出来搞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呢？按理说，当时我们急需油气的问题还没有出现，国家领导人也没有对此作出专门的批示。但是从行业的角度说，我们石油工业、你石油工业部自己的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究竟有多少石油、哪里有石油。这一点，从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所以，焦立人副部长提出的这个提议，在部里和业内完全没有异议。

　　项目决定之后，石油工业部首先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石油工业部各个司局厅的主要领导。因为项目要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有领导参加的话，对工作也会更加有利，他们主要负责协调全国各地区和各单位。除此之外，当然还需要有一个具体执行的单位。部里面最后决定。这项工作就放在了当时刚刚重新恢复组建的石油勘探科学研究院，由我来负责领导、操作和执行。

　　“迟到”带来的遗憾

　　接到命令后，整个石油勘探科学研究院组织了各个科室的150多人参与到整个项目当中。除了北京的这150人之外，当时全国24个油田也都分出了一部分人负责本油田地区的资源评价工作，然后按照统一的提纲、要求和方法汇总，向北京报告。将所有的这些人计算起来，全国进入项目的人员有840多人。

　　在正式的评价工作开始之前，实际上我们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那就是确定我们国家自己的资源评价方法、技术和标准。世界上最早的全国性的资源评价工作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此石油工业更成熟的发达国家，像苏联和美国做过的资源评价比较多，历史也更加悠久。

　　我们主要就参考了这两个国家的资源评价的经验。这实际上只能算是资源评价的基础工作和准备工作，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一片空白，所以光这项工作就可能要花去大约四年的时间。我们计划，在准备工作做了差不多之后，1985年，所有人员再度重新集合起来，开始做资源评价工作。两年多之后，1987年，差不多就能做出报告。实际操作跟我们之前的计划差不多，应该说时间是比较紧张的，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个项目需求比较急迫，最终决定克服困难，五年之内一定拿出最终报告。

　　由于当时的油田数量很少，只有24个。所以除了各个油田之外的全国其他地区的评价工作就主要由在北京的这150多个人来完成。我们在工作中，将全国分为了六个大区：东北、华北、西北、南方、西藏和海洋。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六个大区的工作量和资源评价的程度以及最终得出的结果都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由于开发时间早、油田数量多、勘探工作做的比较深，所以数据和研究的程度也就更高更准确，难度也更小。有的地区甚至只要把之前做过的相关工作进行总结汇总就可以了。

　　而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西藏，那里一口井都没有，做过的地震工作也很少，所以这一次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但是因为时间紧张，人手有限，当时对西藏地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地质分析。此外，海洋资源的评价面临的问题跟西藏差不多，而且海洋勘探我们缺乏的要素（技术、人才、设备、经验、资金等）更多，所以海洋资源的评价也只是在渤海湾、珠江口这些有过一些工作经验的、非常靠近海岸线的浅海地区做了一些工作。

　　从工作难度上来说，六个大区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已有油田的附件做这些工作，基础设施像公路、设备等都是现成的。在其他地区做就没有这些优势，而我们中国的情况又非常特殊，往往是有油气资源的地方，地质条件比较差、自然环境恶劣、人烟稀少。这些地区的工作花去了我们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条件最艰苦，也承担了最大的风险。不过，对于我们石油工人来说，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哪里有油，就到哪里去。所以，这些困难，我们也都努力克服了，

　　全国各地的现场工作结束之后，后期就是一些计算和最终汇总的工作。应该说，受到当时我们国家硬件条件的限制。我们在精细程度上做的非常不够。现在很多计算都能通过计算机，乃至大型计算机完成。但是当时我们只能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来计算数据。

　　八十年代初，研究院从法国引进了一台中小型的计算机，尽管并不先进，但是在全国来说是领先的水平。不过很可惜，由于还有人员培训的时间，所以资源评价的工作没有来得及使用上这台机器，因此，在精细程度上，这次资源评价做的非常不够。

　　这也是这次油气资源评价工作中，最让我们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整个项目从提出、策划、组织、学习、现场工作，那么多困难和不利条件我们都克服了，最后却在办公室计算这个环节上掉了链子。而更气人的是，偏偏这个缺陷还是硬件不足造成的，你依靠个人努力无法解决。现在研究院有一整个楼都是我们的计算中心，也是后来我们下决心要克服自己硬件落后问题。

　　1987年，石油勘探科学研究院正式出了最终报告：《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综合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我们向当时的国家计委做了报告，国家计委非常赞同和认可，国家计委也发布了一些数据。到此为止，这次油气资源评价可以说是经过六年半左右的时间，圆满的结束了。

　　重塑石油科研

　　从现在，过了三十多年再回头看这次评价。我个人感觉，应该说本身这次评价得出多少结果，获得了哪些数据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次评价解决了很多基础性的问题。

　　首先就是石油工业科研基础的一个恢复。文革十年全国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石油工业也不例外。这次资源评价的主力军，勘探研究院上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但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每一次运动，就走一批人到油田。

　　到最后文革的时候，干脆全部人员都到了基层，没有人做规划和研究的工作。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这个勘探研究院才重新建立。借着这次资源评价的机会，我们也从各个油田调上来一些骨干。当时焦立人副部长就说：你们看上谁，我就负责把人调上来。不过这在当时难度很大，你要的都是骨干，油田也不愿意放。不过好在通过焦立人副部长的努力，成功率也有一半以上。1982年以后，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也毕业了，科研力量也一点点恢复了。

　　再有，就是一个基础数据的积累是比较重要的。第二次油气资源评价差不多是在第一次结束之后的十年左右，应该是1994年。第三次也差不多是间隔了十年，2003年。后面这两次当然在数据上更多，更精准。但是一些第一次评价就有基础的地区，比如华北和东北，就没有太多的变化。反而是第一次做的时候空白，只是积累了基础数据的地区，比如海洋油气资源，在后两次的评价中，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没有第一次的时候对一些原本空白地区做的早期地质资料的收集。第二第三次评价也不会在这些地区有更多的发现。

　　第三点，我觉得是一个技术和人才的积累。六年半的工作，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我们在资源评价方面的水平和能力还有很大的欠缺。虽然不能算是临时抱佛脚，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从来没有做的这样一项巨大的工作，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油气资源的评价是一个油气大国石油工业发展成熟的一个基础。通过这次评价，也锻炼了一些相关的人才。也促使我们加强了对外交流和学习的一个力度。文革的时候，别说学习了，你连看外国的东西都不敢，那是反革命。对国外的情况，甚至人家先进的东西都不了解。之后，我们跟美国、俄罗斯、挪威这样石油工业成熟的国家都有很多交流，包括像资源评级这样的交流。

　　挪威还曾经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办过一个培训班，为我们培训过上百人。可以说，这些工作都是对一些问题衍生出来的解决方法，而这些问题就是在首次资源评价这六年的工作中暴露出来的。

　　三大重大决策

　　最后一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意义最为深刻的一点，是这次资源评价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引导作用。油气资源评价这个东西，历史经验和外国的事实告诉我们，是早搞早主动，完搞就会越来越被动。

　　可以说，1985年之后，中国国内在油气资源上比较大的发现，都与我们这次油气资源评价不无关系。特别是在1986年到1990年的“六五”期间，中国新增探明储量达到30亿吨石油。这个数字在当时是非常大的。这个增加的基础，就是我们做的资源评价。后来中央就做出了稳定东部，主要是指大庆和渤海湾地区，然后发展西部，靠西部地区的资源来接替发展。我记得这是李鹏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的重大决策。如果我们的资源评价不能确定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储量，这种几乎是决定石油工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是做不出来的。

　　这个应该说是这次资源评价影响的第一个重大决策。第二个重大决策就是我们国家对海洋资源的开发。第一次资源评价在海洋上做的工作比较少，只有渤海湾和珠江口地区。但是也基本确定了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既然我们自身技术条件不成熟，那么也就可以与外资合作开发，然后逐渐过渡到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现在海洋石油的产量也应该是接近五千万吨了，从大概三十年前的0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第三个重大决策，我觉得应该是1993年，我们国家开始大规模进口石油，从原油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我觉得，如果不是国家对我们自己的石油资源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不会随便就做出大量进口原油这样重大的决定。当时，从海外进口石油，我是积极支持者，当时，作为工程院院士，更作为第一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我提出要就石油进口，搞出一个石油发展战略出来。因为我做过资源评价，对我们国家的整体资源量和产能有着量化的认识。我们不是贫油国，但也绝对不是储量丰富的国家。当时在一个研讨会上，一位领导同志就很直接的说：我要到江泽民那里去告状，贫油国又回来了。（他）这就是对我国资源量不了解。

　　这次资源评价工作，反过来看，你怎么说它重要都不为过。它的重要性并不一定体现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能看出它的影响。不论是从研究工作、培养人的角度，还是直接促使我们的石油储量、产量，天然气的储量、产量的提高，还是中央跟石油有关的战略决策，都有资源评价的影子。这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