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谦

　　在反核运动对核伦理的规范和塑造下，不但结束了美苏两国核武装进程的高歌猛进，使其在追求核均势的过程中转为低调的较量，而且也在核讹诈方面变得稍微隐晦一些。

　　尽管核能研究早在“二战”期间就在欧美秘密展开并获得阶段性成功，但从科学家到主导研制的政治领袖，没有人真正领略过它超乎寻常的巨大能量。因此，当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骤然升起，其杀伤力使整个世界都不禁为之震惊。但有所不同的是，核能武器化让政治家感到惊喜，科学家和普通公众却为之惊恐。一场关于核伦理的论辩，由此而在西方渐次展开。

　　“爱因斯坦们”的自白

　　作为核爆炸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最先公开质疑原子弹的学者。广岛核爆炸数日之后，这位犹太裔科学家指责美国错误使用了他的核理论：“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

　　他说：“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不断警告人们这些武器的危险性，我们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改变相互间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未来中所担负的责任；否则这些武器必然造成无法形容的灾难。”

　　1948年7月，爱因斯坦致函“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谈到了政治给核科技带来的伦理困境：“科学家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帮忙制造出来了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鼓吹知识界团结起来，“防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

　　爱因斯坦的另一位犹太裔同行、美国核武计划领导者之一奥本海默也在接受美国陆军感谢状时，对核武扩散的可怕后果感到忧虑。他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它的军备，或被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用于武装自己，则届时人类将要诅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广岛事件”。

　　奥氏希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以免因为相互对抗而引发核战争。

　　但是，美国官方和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却更愿意看到原子弹的战略意义，而不愿回应科学家有关核能技术伦理的质疑，以免给美国的核能研究和武器化进程造成困扰。因此，在“二战”结束后的前五年，爱因斯坦等人的呼吁几乎没有得到美国决策者的任何响应。

　　布罗迪是美国著名军事外交战略学家，他认为，核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手段，至少会使美国摆脱另一种能源——燃油对轰炸机航程的影响，因为“原子弹出现后，不再需要考虑载油量的问题了。一颗原子弹的重量不会占据飞机太多的装载量。一般任务只需要每架飞机装载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群一次出击即可完成。如果可以无需返航、以牺牲机组人员的代价来完成任务的话，轰炸机的航程会更远”。原子弹甚至能抵消其他形式的战争能耗，因为它“具有独自达到决定性结果的能力，陆军和海军的作用，即使不会消失也将大大削减”。

　　布罗迪的评论显然更符合美国政府对原子弹战略影响力的评估。1945年10月，总统杜鲁门致函国会，要求后者拨款支持核能研究和核武库建设，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地位意义重大。他说，“核能的释放如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也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极具革命性的力量，无法在旧有的思维框架中来思考它”。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普通民众对核武发展的态度是暧昧和模糊的，爱因斯坦等人在核能领域的伦理焦虑并没有在他们那里获得共鸣。相反，美苏两大政治集团的冷战使局势相对紧张。核威慑替代实战，成为双方开展战略竞争的主要手段。

　　被核绑架的世界

　　由于早期的核武研究和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技术投入，有太多的民众和部门被拉入并依赖上了这个产业链条。

　　美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认为，冷战使无数美国人成为核产业的食利者。“数以万计的文武官僚，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的工作内容，不外建造核武器及计划核战争。也有数百万的工人，他们养家糊口的职业，全在于这套核子恐怖行业的存在。还有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则是找出可以提供百分之百安全保证的决定性‘科技突破’。此外，还有绝不轻言放弃其丰厚战争财的军火商，以及推销其恐怖理论，鼓吹战争之必要性的战争专家学者”。很显然，这个附着在核产业链条上的庞大人群，不可能成为反核科学家的拥趸。

　　较之于反核科学家的劝导，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显然对美国核政策影响更大。从1945年到朝鲜战争爆发，苏联核试验的有关情报像雪片一样涌向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核垄断有可能被苏联打破的担忧，使白宫和五角大楼更加难以顾忌国内知识界的警告，在核武化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在无法遏止苏联核试进程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曾出现与苏联合作控核的动议，期望以此使这一竞争者的核武水平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同时使自己保持竞争优势。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曾向总统杜鲁门建议，与苏联和英国达成一项共同条约，限制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应用。但是这项动议立刻就遭到了同僚的严厉批评。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声称，“原子秘密是美国人民的财产，不可与苏联分享。”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则干脆否定了它作为议题的可行性。杜鲁门总统的最终选择是——保守秘密，尽可能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

　　1949年8月，苏联在哈萨克草原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为了避免核军备竞赛，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递交原子能咨文，声称要通过交流了解他国核动态，并利用联合国[微博]这一新的国际组织加以规范和约束。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宣布成立后，美国代表巴鲁克提出了原子能管制计划。但在苏联代表葛罗米柯看来，它过于强调惩罚而非约束，并且以保护美国既有核优势为依归。杜鲁门自己对此也持保留态度。

　　他认为，“只要原子能管制问题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就必须跑在任何可能的竞争者前面。我深信只要我们在原子能发展上把握住领先权，这个巨大的能量就能帮助我们维持和平”。

　　吊诡的是，政治因素使美俄两国执着于核竞争，也制约着两国的核竞争。双方在无法确保首先消灭对方的情况下，反而因为“恐怖平衡”而加强了交流以避免误判。美国学者沃尔夫斯认为，原子弹事实上使对苏政策变得谨小慎微，“与其说原子弹是迫使俄国人做出让步的合适工具，倒不如说它可能成为我们外交的障碍”。苏、美两国“高质量的威慑力量”将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这比任何条件都更能使两国的观点和利益相互接近”。两国由此具备了开始第一轮控核磋商的可能。核伦理没能撼动的，被政治狠狠摇晃了一下。

　　朝鲜战争结束前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微调核政策。美国作为影武者与苏联在朝鲜半岛的较量，使他对战略核力量过度发展的意义表示怀疑。当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科恩要求进一步提高核反应堆能力以满足军事需求时，艾森豪威尔深感震惊，因为核武器的管理机构在拥有了足以摧毁一切目标的能力后，还想要拥有三倍的储备。

　　他当选数月后，苏联继美国之后，宣布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核战争的可怕前景，使得艾森豪威尔开始考虑人类命运而不是单单关心美国的政治私利。他说，“无论文化和传统、价值标准和语言方面有什么不同，俄国领袖们也是人类，他们也想活下去”。

　　逼迫美苏两国表现出合作姿态的，还有这一时期世界性反核运动的扩大与发展。

　　1954年3月1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岛上进行核试验，造成近海捕鱼的日本渔船“福龙丸”23人受到严重辐射，该船无线电通讯员死亡。这一悲剧使长期以来相对低迷的反核运动活跃起来。世界议会组织发表声明，批评美苏两个“敌对国家正在进行所有时代最危险的军备竞赛。”世界教堂委员会则呼吁核国家尤其是美苏两国停止核试验。

　　一些在欧美颇有声望的学者成为反核运动的主力，其中尤以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最积极。他后来回忆说，“我觉得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这个世界理解它正面临的危险”。1955年，罗素在爱因斯坦的支持下，发表了《关于核武器的声明》，即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份有11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的文件写道：“在未来任何世界大战中肯定要动用核武器，这样的核武器肯定要威胁人类的持续生存，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强烈要求世界上的政府认识到，并公开承认，不能通过世界大战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我们强烈呼吁寻求和平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种种争端”。

　　“恐怖平衡”下的合作

　　在现代科学与国际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史上，1955年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来自10个国家、属于东西方不同阵营的22名科学家，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小渔村帕格沃什首次举行“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对核武器试验的后果、军控协议以及科学家的道义责任进行讨论。著名的“帕格沃什运动”由此发端，并接连在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各国掀起规模浩大的反核运动。1958年1月13日，43个国家的9000名科学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签订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国际协议，使这一运动达到了高潮。

　　不仅如此，罗素作为“帕格沃什运动”的领袖，还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致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公开信。他劝告艾森豪威尔和苏联新任领导人赫鲁晓夫，应从全人类而不是政治私利的角度考量核时代的两国关系。人类的生存已经由于冷战和核竞赛而处于危险边缘，美苏不但有义务把科学所创造的力量和资源用于满足人们追求幸福的愿望，而不是强化他们对原子浩劫的恐惧，而且还有一项共同利益，即防止这个世界因为更多的国家拥有或追求核武而陷入极端无序状态。

　　由于美苏领导人先后都对这封公开信进行了正式答复和来往驳辩，这也因此成为知识界与政治家围绕核问题而进行的第一次交锋。尽管赫鲁晓夫和代替艾森豪威尔应辩的杜勒斯都对限制核武发展的提议虚与委蛇，并将核军备竞赛的责任推给对方，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理性”和“良知”与核战争水火不容，唯有限制核武发展和扩散，才能维系世界和平与人类存续。

　　这场有关核伦理的争论和宣传，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政治产生了虽然微妙却极为深远的影响。1960 年，新一届总统竞选期间，两党候选人都在宣布政纲时对反核运动进行了回应。民主党的候选人汉弗莱和史蒂芬孙分别向反核集会表达了敬意。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也发誓要与苏联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最终胜出者肯尼迪则宣布，他反对恢复地下核试验并发誓当选后不会首先恢复核试验，并在日内瓦追求“充满活力的”禁止核试验谈判并“真诚地追求达成一个完全的裁军协议”。尽管肯尼迪后来食言，准备恢复大气层核试验，但态度已不再积极。其演讲起草人和传记作者西奥多索伦森说：“他不想看到蘑菇云的画面，不想看到任何核爆炸的报告，和尽可能小的刺激全世界的禁止核弹的游行”。

　　反核运动对核伦理的规范和塑造，不但结束了美苏两国核武装进程的高歌猛进，使其在追求核均势的过程中转为低调的较量，而且也在核讹诈方面变得稍微隐晦一些。肯尼迪内阁的国务卿腊斯克回忆说，政府倾向于在与无核国家的冲突中避免使用核武器，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中，“核国家如果用核武器攻击无核国家的话将背上该隐的骂名”。

　　事实上，美国的许多盟国也受到了这场世界性反核运动的影响，以致于一些国家对美国在本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反应开始谨慎起来。1962年，腊斯克曾尖刻地抱怨说，“美国一直卑躬屈膝地恳求部署它的武器，然而即使如此，国家的回答仍然是——不”。

　　毋庸置疑，科学家们的努力并没有阻断各国政客觊觎核武的雄心和进程，但也并非一无所获。从1963年核禁试条约、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到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生物武器协定，“帕格沃什运动”都以世界性民权运动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核版图和核武器的原罪意识被基本上固定了下来。